聶榮臻回憶錄(139)

一三九

　　所以出現這些分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主要是由於我們科學研究的基礎薄弱，沒有經驗，對科學研究中的客觀規律認識不足。大家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從各個不同角度提出問題，各抒己見，這是好的。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切實分析我們面臨的實際情況，基本上統一了認識，也使規劃的順利實施有了更扎實的基礎。

　　科學規劃制定以後到一九六〇年的四年，可以算一個階段。在這四年中，我們對規劃的執行情況作過幾次比較全面細緻的檢查。總的講，經過四年的努力，許多項目搞得很好，提前實現了要求，例如某些單位的高爐、平爐的平均利用係數，達到了當時世界的較好水平；稀土的冶煉提純技術初步掌握了；研究製造出了萬次通用電子計算機；攻下了半導體材料鍺和矽的製備技術關，等等。當然我們這些技術還只能說是初步實現了具體目標，離國際先進水平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大量的科研項目只是做了一些開拓工作，正在著手進行研究。

　　通過實施規劃，對有些問題我們加深了認識。如搞科研必須的超高溫技術，超低溫技術，高真空設備，高純度物質，稀有氣體，高強度合金材料等等課題都相繼提出來了。另外對科研工作中的各種比例關係也加深了認識。

　　但是，由於一九五七年以後的幾年，科研工作同樣處於大躍進、反右傾等特定環境中，某些規劃項目脫離了科學的軌道。在方針上，原來確定的口號是「爭取幾十年內改變我國科技落後狀況和十二年內主要科研領域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一個時期變成了「提前五年實現十二年規劃」、「迅速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等脫離實際的口號，因而錯誤地肯定了一些言過其實的目標和成果，也同意了某些地方搞一些力所不及的項目。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在科技戰線也提出了「拔白旗」的口號，使剛得到重視的知識分子政策受到了衝擊，挫傷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對科研工作帶來了消極影響。

　　在所謂大躍進的年代，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例如：在軍工部門，我們從蘇聯進口了一些武器裝備的樣品，儘管有許多在當時就並不先進，但我們應該消化它，然後在消化的基礎上再創新。而有些同志卻不願搞仿製，一開始就想自行設計最先進的東西。有些地方和單位條件不具備，就想單獨或聯合搞導彈、衛星、原子能、新型殲擊機等軍工項目。

　　當然在那些年月裡，我們也努力糾正了不少偏向，盡可能地保護了一些知識分子。大躍進期間我到包頭，看到他們不去花大力量抓包鋼建設，抓當地寶貴的稀土資源，而在舊碉堡裡面搞什麼土法煉鋼。我到安徽去考察大煉鋼鐵，也看到那種不顧條件，不管質量，不計消耗，搞「小土群」煉鋼的做法。對這些，我們都進行了勸說，要他們放棄那些不科學的做法，以減少損失。

　　我總的體會是：制定科學規劃或計劃，既要有迎頭趕上國際先進水平的雄心壯志，想得遠些，不怕失敗，又要有腳踏實地的科學態度，重視客觀規律，千萬不要規定那些力所不及的項目；必須處理好任務與學科、尖端與基礎、重點與一般、理論與實踐、仿製與獨創等方面的關係，對這些關係的兩個方面，既不可偏廢，又要分清主次；既要全面規劃，集中力量，反對各自為政和分散主義，又要照顧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使地方科學機構能發揮具有各自特點的作用。

　　總之，十二年科學規劃執行的結果，對我國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首先，它勾畫出了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藍圖，有了一個總的發展方向，展示了前景，鼓舞了人心。其次，它確定了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領域，並具體化為課題，從而統一了思想，統一了步伐，使攻關有了明確的奮鬥目標。通過制定規劃，我們也初步摸清了國際上當時先進科學技術的狀況，和我國自己的「家底」，瞭解了發展科研事業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如組建機構、組織隊伍，建立必要的科研服務系統等。由於規劃制定過程中科學家們對各種問題進行了廣泛地探討和爭論，也促進了科技界「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面。同時，通過制定和執行規劃，我們還初步制定了若干科研工作政策，對党如何領導好科研工作開始摸索和積累了一些經驗。我認為制定這樣一個宏偉的科學規劃，是一項創舉，這樣做是必要的、正確的。

　　有人以為搞科學研究、規劃、計劃有沒有關係不大，誰能保證需要的研究項目什麼時候一定能夠搞出來呢？這種認識是片面的。誠然，科學研究是一種創造性勞動，會有許多探索甚至失敗，硬性限定時間實現某項具體指標，是不合適的。但是，根據需要和可能，提出研究課題，探索途徑，對預期取得的成果和進度作出預測，則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科研領導機關必須看到，科學研究同其它工作一樣，也有它自身的客觀規律。科學研究的目標和選題是否恰當、明確，思想認識是否一致，措施是否得當有力，組織工作是否切實周密，這些都對科研工作的成敗快慢影響很大。制定十二年科學規劃所起的巨大作用，完全證明了科學研究規劃和計劃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只要我們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大力協同，我們就能加快趕超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步伐。

　　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大家感到科技發展的各個領域，尤其是軍工產品的型號，無論在國外國內，改進更新都很快，不加強計劃性和預見性，就無法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們提出了「科研三步棋」的口號。號召科研部門同時要有三個層次的型號，一個是現在正在試驗、試製的型號，一個是正在設計的新型號，一個是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號。至少要看三步棋。這個口號一提出，當即得到中央的支持，得到科研部門各級領導和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熱烈擁護。大家都說，這樣，眼界就開闊了，工作就更有計劃性、目的性了。實際上，探索研究工作在外國叫技術儲備，有遠見的企業主和科學家越來越重視這項工作。這也進一步證明科研工作加強規劃和計劃的重要性。

　　§組建機構

　　有了規劃之後，組建機構和組織隊伍就成了當務之急。組建機構和組織隊伍基本上是一回事，因為內容比較多，所以分開來講。

　　為了實現規劃中提出的任務，我們對科學研究領域裡的領導機構、研究機構、科研服務機構和宣傳科學普及的機構，都注意了組建或調整加強。

　　在制定科學規劃的過程中，大家就提出要不要成立常設的高級協調機構，來指導和協調我國整個科學研究事業的建設工作。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次討論中，一部分同志曾主張不必設立常設的高級協調機構，認為有了規劃，由各單位按規劃進行就行了。但出席會議的科學家，包括郭沫若同志和大多數有關單位的負責同志，一致主張建立這樣的機構。我也是同意成立的。理由是，科學技術規劃是全國規模的，當時就存在著五個系統：中國科學院，各高等院校，產業部門，原子能委員會，國防系統（由航空工業委員會和軍工部門組成），對這五個系統實施科學規劃的情況，應該有一個機構加以指導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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