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37)

一三七

　　當然，一九五六年我接受這項工作的時候，新中國已經走過了七個年頭的路程。由於黨和國家對科學事業的重視，周恩來、李富春、陳毅等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的勤奮努力，經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建設，我們的科學技術事業有了一定的發展，已經初具規模。研究人員已由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時的幾百人發展到九千多人，研究機構由四十多個發展到三百八十多個，學科門類有所增多。為恢復、發展生產和建設一批重點項目，我們的科學工作者和廣大工農群眾、技術人員相結合，解決了若干技術難題，還進行了地質勘探、資源調查等工作。在理論科學方面也有了某些進展。

　　一九五六年結合編制國民經濟長遠發展規劃，生產建設的各個方面提出了大量課題，有待加強科學研究來加以解決。黨中央對科學研究給予了很大的重視，曾經採取了一系列發展科學技術的重要措施。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同志親臨講話，指出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接著就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一九五六年四月還成立了航空工業委員會，提出了發展尖端武器的初步設想。可以說，一九五六年這一年科學技術領域是一片蓬勃發展的景象，是我國科學事業開始發展的最關鍵的一年。我們的任務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當然這些進展還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技術的落後面貌。七年來在科學技術上的進步，只是圍繞著經濟恢復和生產建設開展了某些研究工作，嚴格講，它是屬配合性的。那些系統的、突破性的和獨創性的研究工作，特別是一些科學技術的新領域，我們都還沒有涉足。

　　一九五四年軍委分工我管軍工和軍隊武器裝備工作後，為了摸清家底，我曾到西南調查，尤其是到了昆明、重慶等被稱之為國民黨軍工基地的地方。在重慶，我看到那裡只有一些破窯洞，說不上是什麼軍工廠。到了昆明，那裡的光學儀器工廠也只能搞些低倍率望遠鏡，連瞄準鏡都不能生產。在重慶、昆明，我親身感受到了科學技術落後的狀況。

　　我們在當時所面臨的困難是很明顯的。這些困難主要是：十二年科學規劃雖然有了一個初稿，但還沒有搞完，規劃中有許多問題尚在爭論，不明確，不落實；科研人員奇缺；雖然我們黨已經規定了一些知識分子政策，但尚待落實；科研領導機構不健全，缺乏領導經驗；科研機構有大量缺門，並且零星分散，形不成攻關力量；科研工作必需具備的基本條件非常缺乏；各行各業科研和技術力量大力協同問題還沒有解決；尖端科學只是有些設想，基本上仍是空白，等等。

　　針對這些情況，從一九五六到一九六〇年這五年之中，我們主要抓了以下幾件工作：科學規劃的完善和落實；科研機構和科研隊伍的組建；解決科研工作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組織大力協同；建設一批必要的試驗基地。

　　誠然，要在一個短時間內，從無到有地把這些基礎建立起來，是相當困難的。但是，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中國人經過幾十年奮鬥，打出了一個新中國，再經過幾十年建設，一定能夠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現代化的強國。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深信，只要我們緊緊依靠党的領導，依靠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的艱苦奮鬥，一定能夠克服困難，達到預定的目標。

　　青年時代我就目睹了舊中國由於貧窮落後，慘遭帝國主義淩辱的狀況。它在我心靈上留下的烙印是極深刻的。我抱著「實業救國」的理想遠渡重洋去勤工儉學，後來接觸了馬列主義，認識到一條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要解決中國貧窮落後的問題，絕不是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術就可以完成的，而必須先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一個立志改造中國的青年，必須先做一個革命者。於是我從一個實業救國論者變成了一個共產黨人，投身到中國革命的洪流之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二十八年的艱苦鬥爭，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當家做了主人，這就為建設現代化強國開闢了道路，我們必定能夠再奮鬥幾十年，趕上和超過世界上工業先進的國家，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強大的一員。我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光輝燦爛前景，毫不懷疑，充滿信心。

　　所以，我選擇分管科學技術工作並不是偶然的，有它的歷史淵源。我的確懷有那麼一點雄心壯志，決心在後半生把心血獻給新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

　　§十二年科學規劃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對於這樣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一夥曾掀起了一場無知的「批判」，一度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其實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是早已明確了的。不但如此，而且我們還一再強調生產力的發展必須依靠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依靠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因此，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以後，很快在全國出現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但是，在我們這樣一個科學技術十分落後的國家中，要向科學進軍，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絕不是一聲號召就能解決問題的，它涉及到許許多多複雜的組織領導工作，而當時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一個切實可行的長遠科學研究規劃。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過了五天，在政協二屆二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同志明確提出了「向現代科學技術大進軍」的號召，並要求國家計劃委員會，中國科學院和有關部門，在四月份以前，制定出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

　　對這個規劃的總的方針和要求，恩來同志也作了明確指示，他說：「這個遠景規劃的出發點，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來，把我國科學事業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根據世界科學已有的成就來安排和規劃我們科學研究工作，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能夠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這就是我們制定十二年科學規劃的總的指導思想和依據。

　　制定這樣一個科學規劃，是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也是中國科學技術工作者的一項艱巨而光榮的任務。中央對此非常重視，除決定由周恩來同志親自抓以外，還決定由陳毅、李富春同志具體組織領導。當時，我作為主管軍工和軍隊裝備的領導人，參與了規劃的制定和領導工作，並直接領導了武器裝備方面的規劃制定工作。

　　同年四月，國務院召開了制定科學技術遠景規劃的專門會議。對制定這個規劃的意義、方針、基本內容和要求，以及如何進行規劃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可以說，這時科學遠景規劃已經由醞釀階段開始進入實際工作階段了。為了加強領導，國務院在這次會議上還決定成立由有關部門領導同志組成的十人小組，負責主持和領導規劃的制定工作。其成員有：范長江、張勁夫、劉傑、於光遠、武衡等同志，後來杜潤生同志也參加了這項工作。

　　我們在制定科學規劃的過程中，首先研究了方針、原則問題。我記得當時提出了兩條不同的方針：一條是一切都靠我們自己從頭摸索前進；另一條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先學會世界上已有的科學成就，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