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30)

一三〇

　　制定各種條令條例，是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從一九五〇年起，總參謀部開始抓這件工作，當年就搞出了暫行的步兵操典，雖然很不完備，但建國以後，總算有了一個比較適合我軍傳統和現狀的全軍統一的操典。在當時，還是起了它的歷史作用的。對迫切需要的海、空軍訓練教材，也進行了摸索編寫。一九五〇年，我們又組織班子編寫了內務、隊列、紀律條令，並於一九五一年頒佈了這三個條令的草案，在全軍試行。接著我們與總政配合，擬定了《兵役法》、《軍官服役條例》、《軍銜條例》，經中央批准，於一九五五年實施。這些條令、條例的陸續制定和實施，對我軍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為了適應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在建國初期，我們還抓了兩項重要工作，一是組建培訓各類專業人才的軍事院校；二是在全軍進行文化教育，提高全體指戰員的文化水平。這是兩項意義深遠的工作。

　　建國以後，我們很快就組織人力，建立了七所航空學校和一所海軍學校。後來，防空學校、測繪學校、軍醫學校也都相繼建立起來。由於我們在整編過程中還要逐漸組建許多兵種，需要大批的專業人才，而這些人才卻極感缺乏。所以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我向毛澤東同志報告，建議再設立一批炮兵、工程兵、裝甲兵學校，以培養我們迫切需要的技術兵種幹部。各軍區舉辦步兵學校或高級步兵學校，以培養初級和中級軍政幹部。在南京成立軍事學院（由劉伯承同志親自主持）和總高級步兵學校，培養我軍高級和中級軍政幹部。這些院校由軍委統一規定教育內容和計劃。它們陸續建立後，培養出了大批幹部，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們當時還面臨著軍隊幹部、戰士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問題，這是我軍現代化建設的一大障礙，必須儘快設法解決。我們的幹部戰士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鍛煉，具有很高的政治覺悟，是革命事業的骨幹。在新的建軍任務面前，他們除了應該繼續總結戰爭經驗，提高軍事、政治水平而外，還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此，我們從一九五〇年起，在全軍掀起了學習文化的熱潮，成百萬指戰員向文化大進軍，到一九五三年的三年間，在部隊中就基本上消滅了文盲和半文盲，普遍達到了小學畢業以上的文化程度。加上解放後逐步吸收了一批知識分子，使我軍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為我們逐漸掌握現代化技術裝備和開展軍事科學研究作出了一個好的開端。

　　為了幫助國家解決財政經濟困難，我們組織軍隊參加了大規模的生產勞動。參加生產勞動，是我軍歷來的光榮傳統。抗日戰爭時期開荒生產，自力更生，使我們度過了極為艱難的歲月。解放以後，我們堅持了這個傳統，除擔負作戰任務的部隊以外，都抽出時間參加當地的生產勞動，以改善部隊生活，增加社會財富，幫助國家建設。

　　一九五〇年七月，我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軍事報告時彙報了全軍在勞動生產上取得的巨大成績。

　　當時西北野戰軍一部在新疆已開墾土地六十六萬餘畝，完成了一批水庫和其他水利工程，可以灌溉農田一百二十多萬畝。另外在陝西開墾土地四十五萬畝，寧夏十二萬畝，青海四萬餘畝。這些數字是很可觀的。駐甘肅的部隊參加了山丹、古浪、臨澤、武威等處的水利建設工程，並擔任修建隴海鐵路天水到寶雞段及天水到蘭州段工程。東北的駐軍已墾修了旱澇保收田六十五萬畝。華北駐軍墾修旱澇保收田二十一萬畝，組織了幾十個農場，並且參加了永定河、滹沱河、海河等二十三條河流的挖河、修堤、開渠、築壩等工程。

　　華東、中南、西南的部隊因土地少，開荒不很多，但種菜、養豬很普遍。部隊參加生產的另一個重大行動是，一九五二年一月，我們建議抽調二十幾個師約二十八萬人集體轉業為各種工程部隊和屯墾部隊。毛澤東同志很快批示：「這個計劃很好。……在經濟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國家又立即增加幾十萬工業工人和使用機器的農業工人。」他要我們即刻籌辦。我軍廣大指戰員，南征北戰，戰爭剛剛結束，就置個人和家庭的困難於不顧，立即投入艱苦的生產勞動，為醫治多年的戰爭創傷，度過經濟難關，流下了大量汗水。他們這種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至今回憶起來，仍使我們感動不已。

　　解放初期，蔣介石經常派空軍來大陸騷擾轟炸。尤其上海成了轟炸重點。天津等沿海城市，也受到了威脅。我曾致電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同志，建議請蘇聯幫助解決防空問題。毛澤東同志同蘇方商妥後，蘇聯很快派來一個空軍師進駐上海，在一次空戰中擊落了敵機一架。此後，蔣介石空軍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由於我們缺少建設現代化軍隊的經驗，當時曾聘請了一批蘇聯軍事顧問。蘇聯顧問大批來華，是一九四九年秋天少奇同志訪蘇回來之後的事情。少奇同志回來，談了見到斯大林的一些情形。他說，斯大林也作了一些自我批評。在整個解放戰爭中，他認為我們條件不成熟，沒有那麼強的力量足以同蔣介石對抗，擔心我們同蔣介石間翻以後，原來在抗日戰爭中積蓄起來的一些力量也要賠進去。

　　到了我們打三大戰役的時候，他還在怕。我們說，在遼沈戰役中俘虜了幾十萬敵人，在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中又各俘虜了幾十萬敵人，他還是不信。他認為世界上除了蘇聯紅軍，其他國家的軍隊在一個戰役中俘虜幾十萬敵人是不可能的。後來斯大林派了個醫生來，想瞭解這些究竟是不是真的。這說明蘇聯對我們的力量當時仍然是估計不足的。當他瞭解了實際情況以後，曾向我們黨表示，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極其偉大的。

　　蘇聯顧問來了以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負責安排、配備。哪些軍種、兵種需要設顧問，哪些地方需要設顧問團，以及顧問設置的多少和職級別等，都作了研究和安排。

　　當時來華的蘇聯顧問，對我們的態度是熱情友好的，為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出了一些好的主意，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工作上，許多蘇聯顧問不知道中國軍隊的傳統和實際情況。在作戰問題上，尤其是後來的抗美援朝，他們幾乎每天都要來過問一下，我們把情況告訴他，他就要我們這樣做、那樣做。我們就不是這種作風，即使毛澤東同志那裡有什麼指示，有什麼命令，也不是死巴巴地，總是商量的口氣，絕不硬性地說，你們應該這樣那樣。可是蘇聯顧問不同。

　　有些指示、命令我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拿來以後，蘇聯顧問就說：「這象命令嗎？」感到很奇怪，不理解毛澤東同志的作風。毛澤東同志對下面的事情從來不規定得很死，作戰呀，部署呀，戰役戰術上的組織，等等都是如此。因為他要給下邊以機動，充分發揮大家的主觀能動性。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作風。他經常給我們講，要給幹部以機動，因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楚，下面的具體情況，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所以一般底下來的東西，他都沒有多大的修改。蘇聯顧問不懂得我們的做法，有時候我對顧問說：「你們有飛機，有坦克，我們就是小米加步槍，怎麼打呀？」所以，有時候意見不那麼一致。

　　在訓練上也是他們那一套，強調正規，規模大得很，需要好多個操場，每個師都要好大一片土地。我說：「我們只有那麼多耕地，不能占農民更多的土地了，這個行不通。」毛澤東同志同意我們的意見。中國軍隊怎麼組成的，裝備怎麼樣，訓練應該怎麼抓，打仗應該怎麼打，蘇聯顧問基本不瞭解。當然，也怪不得他們，因為他們學的就是那一套。有時候顧問還告我的狀，一次告到劉少奇同志那裡，一次告到毛澤東和周恩來同志那裡。

　　那時蘇聯大使羅申，和他們一起來告我的狀。我就說：「我沒辦法呀，要買武器，買坦克，我們沒有那麼多錢。現在訓練可以用繳獲的坦克嘛，不一定要買好多坦克來訓練。把幹部訓練好了，將來再買些武器裝備也不遲。」他們總是要我們買他的武器。我說：「要不要錢呀？如果不要錢的話，我可以要，要錢的話，我們買不起，沒那麼多錢。」

　　通過與蘇聯顧問的接觸，我深感必須結合自己的情況來學習外國的經驗，在軍事上也一樣，絕不能人云亦云。我們國內也是同樣的，情況變了，裝備變了，但自己幾十年的經驗不能丟，要加以繼承、研究和改進。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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