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99)

九九

　　到邊區參議會召開的時候，晉察冀根據地的各項工作都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邊區政府已經轄有十三個專區，九十八個縣，六百五十個區，一萬五千三百多個行政村，共約二千萬人口。邊區普遍實行了抗日的民主政治制度，保障了各階層人民的權益；進行了各項經濟和文化建設，發展了生產，不斷戰勝敵禍天災，改善了人民生活。五年來，邊區軍民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經受住了嚴酷的戰火考驗，不管敵人施展多少陰謀，依然不能摧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而且我們愈戰愈強，不斷壯大。到一九四二年底，邊區部隊已達八萬三千多人，民兵有四十多萬人。從邊區創建之日算起，五年間，我們粉碎了敵人無數次的「掃蕩」和「蠶食」進攻，作戰一萬四千多次，斃傷日偽軍十七萬四千多人，連同俘虜和投誠反正的，總計殲敵達二十一萬三千多人。

　　勝利是輝煌的，但是，我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八路軍戰士（其中有許多老紅軍戰士）和遊擊隊員，都把滿腔熱血灑在了晉察冀土地上。人民群眾為抗日而犧牲的人數就更多些。僅北嶽區部隊，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和一九四二年的幾次反「掃蕩」中，就犧牲了一千六百多位烈士，英勇負傷的達兩千五百多人。尤其令人懷念的是，我軍優秀的指揮員、紅軍時期就當過軍長的四分區司令員周建屏同志，一九三八年六月，因勞累過度，犧牲在戰鬥崗位上。一九四二年四月，英勇善戰，戰功卓著的軍區騎兵團長劉雲彪同志，也不幸病逝。一九四二年底之前，還有包森、陳群、劉誠光、常德善、王遠音、魏大光、陳錦秀、白乙化、許佩堅、朱潘顯、李和輝、霍煥之、詹道奎、黃天、孫丕謨、劉開緒等六十多位團職以上領導同志在作戰中英勇捐軀、效命沙場。這些先烈，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第十六章　在延安的日月

　　§從敵後回延安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接到黨中央通知，要我去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我於這年九月離開了晉察冀。

　　與我同行的，有北嶽區黨委的鄭天翔和其他幾位同志，還有呂正操同志帶的一支部隊，他奉命帶隊去晉西北。我們動身之前，毛澤東同志曾給我發了一個電報，囑咐要帶一支部隊，兵力起碼四千，以保證路上安全。呂正操同志恰好率隊與我們同行，路上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我離開晉察冀的時候，中央的安排是，要我繼續擔任晉察冀分局書記、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在我離開期間，由程子華同志代理分局書記，肖克同志代理軍區司令員。後來，肖克同志也奉命回到了延安。

　　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八路軍挺進華北前線算起，到離開之時，我在晉察冀連續工作了整整六年時間。這六年，是我一生經歷中相當重要的一段。這次離開，原來並沒預計到在延安耽擱那麼久。由於整風的深入和「七大」的延期，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後，我才重新返回晉察冀。

　　黨的「七大」，從一九三九年就開始籌備了，各地的代表是分批分期去的。彭真同志一九四一年回延安，就是為了參加「七大」，在此之前，第一批代表是一九四〇年走的。後來，又去了一批。為什麼代表分了三批呢？當時代表人數的確定，是按照各地區黨員人數的比例。第一批代表走後，根據晉察冀邊區黨員人數計算，代表名額不夠，所以又去了第二批。一九四五年「七大」開幕之前，晉察冀的代表同其他地區相比，比例還少，這樣又增加了第三批。原先，黨中央並沒有要我去，考慮到敵後形勢很緊張，要我留在前線。一九三九年開始籌備「七大」的時候，中央曾給我發過電報，要我準備一個書面發言，介紹創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感受，在大會上宣讀一下就行了。到一九四三年，華北的形勢開始好轉，中央又決定党的高級幹部重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深入地進行整風，這才決定要我們都去。

　　我離開晉察冀的時候，已經度過了敵後抗戰最困難的年月，根據地建設由恢復進入了再發展的時期。到一九四三年秋季，冀中、冀東、熱河地區的恢復，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從國際戰場的形勢來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率領的第八集團軍和美國的第七集團軍，在北非擊潰了納粹德國隆美爾的三十多萬軍隊以後，已經在意大利登陸，迫使墨索里尼政府垮了台。在蘇德戰場上，蘇聯紅軍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決定性勝利，戰局發生了很大的轉機，希特勒開始走下坡路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日子也很難過，雖然它的關東軍還沒有使用，中途島海戰還沒有打，但是，它在我國，在華北，已經很難維持了。

　　在我離開晉察冀之前，延安的《解放日報》曾連續發表兩篇社論，鼓勵全國人民再接再厲，戰勝黎明前的黑暗。學習這兩篇社論的時候，我們是很受鼓舞的。當時，我強調過這樣的意思：戰爭不會拖得很久了，勝利的曙光就在前頭。這個說法，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歷史上大規模的戰爭，一般都超不過四年。一場戰爭要牽扯到各個方面的條件，不會拖得太久。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四年左右的時間，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進行了四個年頭，不會再拖很長時間了。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到一九四三年，整整六年了，從華北戰場看，它已明顯地顯露出衰敗的跡象，它還能再拖幾年呢？一九四二年，我們宣傳過一個口號，叫做：今年打敗希特勒，明年打敗日本。提出這樣的口號，不單單是為了鼓勁，還有一個準備下一步的問題。勝利了怎麼辦？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評說這是「速勝論」。什麼「速勝」！六個年頭的戰爭，已經是相當持久了，哪裡還談得上「速勝」！實際上，希特勒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垮臺，同這個口號所提的時間，相差是不多的。

　　對是否勝利在望這個問題，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曾與美軍觀察組議論過這個問題。我說，從一九四一年日軍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算起，已經快三年了；如果從蘆溝橋事變算起，日軍在中國打仗已經有七年了。他們漂洋過海，在異國作戰，困難是很多的，從各方面看，已經非常吃力了。在希特勒快要滅亡的今天，難道他們還能單獨堅持很久嗎！但是，美軍觀察組不太相信我的話。他們說，日軍正出動幾十萬人去爭奪從河南到廣西的大陸交通線，而且進展相當順利，特別是在東北還有約五十萬精銳的關東軍沒有使用。他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還可以打下去，戰爭還要拖一段比較長的時間。爾後的戰爭進程證明，勝利在望的看法是正確的。

　　當然，勝利在望，不等於勝利的到來。日本帝國主義決不甘心失敗，垂死前的掙扎，會是很猖狂的。我從晉察冀去延安的途中，就深深感到了這一點。

　　首先，根據地各方面面臨的困難，還沒有徹底解決。我從阜平花山出發，到達二分區的時候，那裡部隊過冬的棉衣還沒有準備齊全，部隊還在吃野菜拌黑豆，他們正通過開展生產運動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對他們說：「就是要自力更生，開展大生產，這是我們克服困難的根本辦法。你們這一帶羊毛很多，能不能搞些編織，織些毛襪、手套，解決部隊過冬的問題。要告訴戰士們，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在望了，可是，還會有許多困難，只要大家滿懷信心，一齊動手，就能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的早日來臨。」後來聽說，二分區的生產搞得很好，不僅解決了冬裝問題，還通過生產改善了部隊生活。毛澤東同志在給延安《解放日報》寫的題為《遊擊區也能夠進行生產》的社論中，還表揚了他們。敵人對根據地的「掃蕩」還在繼續進行。我們過同蒲路的時候，發現沿線的日軍開始屯積糧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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