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00)

一〇〇

　　我把當地部隊的負責同志找來，要他們詳細偵察一下情況。偵察的結果是，敵人沿同蒲路屯積的糧食很多，這是進行大規模「掃蕩」的徵兆。我立刻給軍區發了電報，將偵察到的情況告訴他們，要他們提高警惕。我在電報上說，從敵人屯積的糧食來看，這次「掃蕩」的時間，可能要長一些。果然，敵人這次「掃蕩」整整進行了三個月，是幾年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敵人採取「分區掃蕩」的形式，「掃蕩」了這一塊，再轉往那一塊，每到一處，都以破壞根據地為主要目的，大肆燒殺，瘋狂地掠奪糧食和物資，企圖在經濟上摧毀我們。軍區部隊雖然沒遭受大的損失，但是，還是吃了一點虧，特別是軍區直屬隊。當敵人合擊的時候，是打？還是走？猶豫不決。最後，匆匆撤離，受了一點損失。我有一個箱子，就是這一次丟的。

　　那是我唯一的家當，從長征開始，我就帶在身邊。箱子裡保存的是一些有意義的紀念品，有在紅一軍團工作期間保存的整編材料和統計材料，有報道周文雍和陳鐵軍被殺害的那張剪報，還有我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儉學時的護照。那個護照上有沿途所經國家的簽證，以及後來我去比利時、德國、蘇聯直到回國的簽證。我是把它作為周遊列國的紀念品保存下來的，不論是在白區工作的時候，還是到中央根據地以後，我一直珍藏著它，即使長征路上那麼艱苦，也沒捨得丟掉。這次卻統統丟失了，實在令人惋惜。

　　我們經過晉綏地區，呂正操同志和他所帶的部隊留在那裡。我們在路上度過中秋節之後，即到達延安。經過整整六年的敵後戰火生活，重返延安，回到黨中央身邊，很有一股久別重歸的感覺。毛澤東同志，還有恩來、少奇、朱德、弼時和德懷等同志聽說我們來了，都來看望。我把晉察冀幾年來的工作簡要地彙報了一下，毛澤東同志和朱德等同志聽得很入神，對我們的工作表示滿意，講了許多鼓勵的話。恩來同志是兩個多月以前從重慶趕回來的。賀龍同志也已經回到延安。此後，伯承、陳毅、小平等同志也從各區先後回到延安。六年前，率隊奔赴抗日前線的各路大軍負責人，又在延安歡聚一堂了。大家講起各個區域抗戰形勢的發展，心情是很興奮的。這是一次勝利的會師，又是最後勝利即將來臨之前的大團聚。隨後的歷史發展，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延安整風

　　抗戰末期我在延安的兩年，主要是參加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從一九四二年就開始了。我們到延安以後，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中央決定党的高級幹部重新學習，研究黨在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整風運動進入了總結提高階段。

　　分清路線是非，中心是消除王明路線的影響。在党的歷史上，王明路線被稱作第三次「左」傾路線。這條路線從一九三一年六屆四中全會算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統治黨中央達四年之久。它使我們黨在白區的工作，使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都遭受到慘重的損失，曾一度使中國革命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

　　王明路線是怎樣在黨內佔據統洽地位的？這要從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之後追溯起。一九三〇年九月舉行的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在瞿秋白、周恩來同志主持下，停止了立三路線的執行，對糾正立三路線起了積極的作用。三中全會後，王明從蘇聯回來，就否定三中全會，指責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他發表了名為《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提出了一條比「立三路線」還要「左」的路線。

　　王明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打著「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號，進行宗派反黨活動。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王明教條宗派集團的控制下，黨中央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六屆四中全會，把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全部推翻了，通過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並且將王明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實際上掌握了黨中央的領導權，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會後，王明以「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為藉口，將其宗派集團的人提拔到中央領導位置，並以中央代表的名義，派「欽差大臣」到各根據地奪取領導權。

　　王明上臺後，極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在白區工作中，打出了「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為了鬥爭」的旗號，推行所謂「進攻路線」，經常無視客觀條件地號召和組織政治罷工、罷課、罷市、遊行示威、「飛行集會」。因而，使不少同志和党的組織遭受不必要的犧牲與破壞。到一九三三年初，黨在白區的工作受到極為嚴重的損失，致使以博古同志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存在，不得不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

　　臨時中央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其錯誤路線不僅沒有收斂，反而得到進一步發展。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使得中央紅軍最後不得不退出根據地，進行長征。

　　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在軍事上結束了王明路線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抗戰開始，王明又從右的方面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王明主張把一切領導權都交給國民黨。毛澤東同志堅決反對王明的這一口號。他說，王明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正確地執行統一戰線，應當是有團結，有鬥爭。

　　一九三八年九月，黨中央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統一了全黨的步調。但是，還有若干的歷史問題，路線是非問題以及思想問題，沒有來得及討論和解決。在整風過程中，由任弼時同志主持，起草了《關幹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後為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這個文件搞得相當不錯，短短的，綱領式的，分清了我黨歷史上的路線是非，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作出了明確的結論。這是整風運動的一個巨大成果。

　　整風的同時，還普遍進行了黨組織的整頓和對幹部的審查。毛澤東同志為整風運動規定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為清理隊伍確定的原則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些方針，保證了整風運動和審幹工作的順利進行。

　　但是，在審幹工作中，也出現過逆流，這股逆流是由康生造成的。康生具體負責審查幹部的工作，在他看來，幾乎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了。整個河南省的黨組織，都被他懷疑了。許多中央委員，被列入他懷疑的名單。連恩來同志、劍英同志，他都不相信，認為他們在白區天天與國民黨接觸，靠不住。仿佛只有他一個人最革命。我認識康生幾十年了，這麼多年，有這樣一個感覺，凡是有他參加的事情，幾乎都要出亂子。審幹工作中，由於康生誇大敵情，懷疑同志，他發起一個「搶救失足者運動」，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實行逼、供、信，傷害了一些好同志，干擾了審幹工作的正常進行。我從晉察冀赴延安途中，就聽到在搞什麼「搶救運動」。我不相信這個「搶救運動」。

　　當時，我就說過，我們那裡如果有那麼多特務，我們還能在敵後站住腳嗎？我們的黨如果這樣嚴重不純，又怎麼能夠把那麼多根據地搞起來呢？在敵後，環境那麼殘酷，鬥爭那麼尖銳，不能搞什麼「搶救運動」，那樣會把黨搞亂，會把部隊搞亂的。多虧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及時發現並糾正了這一錯誤，發出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總結了歷史上肅反擴大化的教訓，提出了首長負責、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的工作方針，強調要「少提不殺」。只要人還在，雖有冤枉，總是可以平反的；多捉多殺，則一定要犯不可挽救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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