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86)

八六

　　針對敵人的經濟封鎖，我們還大力抓了發展生產、厲行節約的問題。反經濟封鎖鬥爭的勝負，最主要的還取決於我們的經濟實力。北方分局、邊區政府和晉察冀軍區，一向十分重視發展生產。特別是《雙十綱領》公佈後，邊區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熱情非常高漲，興修水利，開拓荒地，處處呈現出繁忙的生產景象。許多地區的糧食產量超過了戰前的水平，整個邊區打的糧食，除了滿足自己的軍需民用，還有富餘。在種植計劃方面，我們強調多種糧食，有計劃地少種一些棉花。為什麼要少種棉花呢？因為敵人非常需要棉花，它每次進行「掃蕩」，總是想方設法掠奪根據地的棉花。我們有計劃地少種棉花，只滿足根據地的需要，多生產糧食，把肚子吃飽，堅壁起來也容易些。

　　在農村家庭副業方面，我們提倡發展編織業和紡織業。冀中農家生產的土布，數量既多質量又好，不僅滿足了冀中軍民的需要，而且遠銷到北嶽區、察哈爾以及綏遠、熱南等地。邊區工業的發展，成績也是很顯著的，到一九四一年，已經有了多種設備簡單的小礦，以及熬鹽、制堿、硫磺、酒精等化學工業和榨油、製造紙張、麵粉、文具等多種輕工業。邊區工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夠自給。軍事工業方面，在軍區軍工部長劉再生和張珍等同志帶領下，廣大軍工戰士想了不少辦法，使邊區的軍事工業能翻沙、鑄彈和修理槍炮，製造迫擊炮彈、手榴彈、地雷和生產複裝子彈等，有力地支援了戰爭，取得了出色的成績。

　　我們在經濟戰線上進行的反封鎖鬥爭，取得的勝利是巨大的，給予敵人的打擊是沉重的。敵人的糧食供應嚴重不足，「搶糧」成了他們「掃蕩」的重要目的之一。整個敵佔區，糧食供應日益恐慌，不得不吃「混合面，實行「配給」制。敵人妄圖以經濟封鎖扼殺抗日根據地的企圖，同它的軍事和政治進攻的下場一樣，最後以慘敗而告終。

　　§邊區的文化

　　儘管戰爭空前激烈，物質條件極端貧乏，但是，由於政權掌握在人民手中，抗日和民主的新生活，為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

　　邊區文化事業的建設和發展，首先是從學校教育的恢復和改造開始的。

　　晉察冀區域內原來的教育工作，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潰逃而瓦解了。當邊區社會秩序漸漸趨向穩定的時候，邊區政府立即指示，所有各地的小學限期一律恢復上課。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修繕校舍，編撰課本，培訓師資，籌集教育經費。為此，邊區政府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統，各級都有專管教育的機構。他們對恢復學校工作抓得很緊，到一九三八年，邊區各村莊普遍建立了初級小學。

　　基於當時的需要和可能，每一個專區又創辦了一所中學。在中學之上，還有從延安過來的華北聯合大學和抗大二分校。華北聯合大學由成仿吾同志任校長，抗大二分校由陳伯鈞同志任校長。此外，邊區自身還創辦了抗戰建國學院，院長由宋劭文同志兼任，副院長是過去山西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郭任之。華北聯合大學、抗大二分校和抗戰建國學院都培養了大批幹部。

　　據一九三九年的統計，邊區已有三所性質不同的大學，六所中學，小學在一萬所以上，在校學生共計四十萬人。這些學校大多是因陋就簡建立起來的，行動比較靈活，很能適應當時的遊擊戰爭環境。此外，邊區還開展了夜校、識字班、掃盲班等多種形式的教育，藉以普遍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

　　新聞出版機構，是邊區文化戰線一個很出色的工作部門。晉察冀邊區的《抗敵報》（後改名為《晉察冀日報》）、《救國報》和《抗敵三日刊》（後改名為《子弟兵》），在邊區內外都是很有影響的。這些報刊，逐步由油印、石印發展到鉛印，印數也從初期的幾百、幾千份發展到幾萬份。它們是邊區輿論界的權威，同時也是抗戰新文化的傳播者。這些報刊的共同特點是，緊密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在內容和編排上講究通俗、新穎、活潑，成為邊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事業方面最重要的宣傳鼓動工具。

　　為辦好這些抗日報刊，大批革命的新聞工作者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中進行了大量工作。《晉察冀日報》社的鄧拓同志，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他領導的《晉察冀日報》社，在反「掃蕩」期間，經常是一面打遊擊，一面工作。整個報社精幹得很，就是那麼幾頭騾子，馱著輕便的印刷器材，編輯記者們背著輕便電臺。鄧拓同志帶領大家，一手拿槍，一手拿筆，與敵周旋。儘管敵人搞「鐵壁合圍」，反復「清剿」，情況那麼危急，鬥爭那麼殘酷，但《晉察冀日報》從未停刊過。而且，他們還有一套傳遞報紙的組織和辦法，能在當時的條件下，保證日報及時地傳送到群眾手中。鄧拓同志在抗戰後期還編纂了《毛澤東選集》，這是全國第一本系統編選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選讀本，為傳播毛澤東思想作出了貢獻。

　　邊區的刊物雜誌，也是豐富多采的。如理論刊物《新長城》，群眾團體主辦的機關刊物《群眾》，綜合性的文化雜誌《學習半月刊》，在文學方面有《詩建設》、《山》、《鼓》、《文藝通訊》等等。這些刊物，向廣大群眾宣傳黨的政治主張，反映晉察冀人民的鬥爭生活，對敵偽的腐朽文化和一切反抗戰、反團結、反進步的思想，進行了堅決的打擊和有力的揭露，對根據地的鞏固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生活方面，最活躍的是戲劇工作和詩歌創作。

　　抗戰爆發後，不少革命的戲劇工作者來到晉察冀邊區。他們的積極性很高，我們就依靠他們，充分發揮戲劇形式的戰鬥作用。當時，正規的職業劇團，邊區就有十多個，如西北戰地服務團、抗敵劇社、聯大文工團、群眾劇社、抗大二分校文工團，冀中區的火線劇社和新世紀劇社，等等。各分區也都有一個精幹的劇團。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個革命事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抗敵劇社成立的時候，人數很少，我對他們採取了大力支持的態度。我對抗敵劇社的同志講，只要你們有決心把這一工作做好，即使人員再緊張，我也決不調你們的人。你們要把戲演好，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深入群眾，深入部隊，深入生活。將來的偉大作品，將出現在前線，產生在炮樓旁邊。如果沒有生活的積累，沒有對生活的感受，你們就不會取得明顯的成績，戲也演不好，演不象。劇社的同志革命熱情很高，他們經常深入到部隊和山村，接觸戰士，接觸農民，同遊擊隊一起活動，他們演出的節目充滿了晉察冀的鄉土氣息和人民英勇鬥爭的真情實感。

　　詩歌，在晉察冀邊區也是頗為活躍的。詩歌輕便靈活，容易為群眾接受和掌握。特別是歌詠活動，可以這樣說，根據地不管男女老少，不會唱歌的人很少。

　　至於美術工作，不論你走到什麼地方，到處都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幅抗戰壁畫。在村莊的牆壁上，貼的是手持鋼槍、大刀的子弟兵和民兵的英雄形象，很有戰鬥性。美術作品中，最受歡迎的是《抗敵畫報》（後改名為《晉察冀畫報》），既樸素，又美觀，辦得很出色。在山溝溝裡能夠出版這樣的畫報，曾使許多外國朋友深感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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