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68)

六八

　　雖然晉察冀地區党的領導機構作過多次變更，具體負責的同志幾次更替，但是，不論哪一個時期、哪一個階段，邊區党一直是領導全區人民進行抗日鬥爭的核心力量。比較長時期在這裡從事領導工作的彭真同志，還有劉瀾濤、黃敬、程子華、李葆華等同志以及另外許多同志，他們都為晉察冀根據地的創立、鞏固和發展，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根據地的建設，除了及時建立党的組織加強党的領導以外，當時迫切需要的是建立邊區政權，以領導和團結全邊區人民進行抗戰。這樣，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們通過召開軍政民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邊區政府。

　　前面說到了，我們到晉察冀地區時，除了五台、盂縣以外，國民黨各級政權機構已經土崩瓦解。那些被老百姓的血汗養肥的「父母官」，將政府資財囊括一空，攜帶家室和大量金銀財寶，紛紛逃往鄭州、西安、漢口，有的甚至直下香港。就連地處太行深山的阜平縣國民黨縣長張仲孚，聽說日本侵略軍占了石家莊，也慌慌張張地跟著往南撤的朱懷冰的隊伍，攜款潛逃了。地方上找不到原有的行政官吏，下層的區村政權，也是如此，完全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土匪漢奸趁火打劫，老百姓惶惶不可終日，緊閉著門戶，憂慮著災難的來臨。

　　我們在晉察冀地區展開工作後，各地開始建立群眾性的半政權機構。例如晉東北各縣、冀西某些縣份的「動委會」（即「中國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簡稱），冀西沿平漢線兩側某些縣份的「自衛隊」（即「人民武裝自衛隊」），冀中各縣的「抗日救國會」等組織。這些都是在初期無政府狀態時，為適應戰爭環境的需要而成立的。它們的任務是，擔負戰時的動員，發動群眾，組織武裝，籌糧籌款和安定社會秩序，是一種半政權性質的組織。此類性質的機構，只能是混亂時期的臨時性機構，不能看作是長期抗戰過程中唯一合理的組織形式。而且此類組織，大多是在太原失守以後成立的，名稱既不統一，辦法也不相同，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最高機構一般也只到縣一級。因此，它不是健全的行政機構，不能行使政權的全部職能，不能制定統一的法令，事實上不能用這種組織去統一全地區的行政。

　　堅持敵後抗戰和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政權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形勢的發展急需建立統一的各級政權機構，另一方面，這也是群眾的迫切要求。國民黨的舊政權垮了，老百姓不知道將來究竟怎麼樣，難免惶恐和不安。把新的政權組織起來，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政權機構——抗日政府，就會克服混亂的局面，如同樹起一面大旗，使人民群眾和各種抗日力量聚集在這面大旗之下。因為，在老百姓看來，不只是八路軍在這個地方，還有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政府呢！政府——在老百姓的眼裡，是很有權威的。有了正式的政權機構，他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依靠，心裡就象有了主心骨。同時，各階層的人物也願意承認它，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政府嘛！

　　關於成立統一的抗日民主政權這件事，在五臺山的時候，我就考慮了。正式議論成立統一的政權機構問題，還是同宋劭文同志接觸之後。

　　我同宋劭文相識，是經過鄧小平同志介紹的。那個時候，八路軍總部仍駐在五臺山。我去總部彙報工作，小平同志把宋劭文介劭給我。小平同志當時是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他同來劭文在工作上已有所接觸。他告訴我，宋助文同志已經同總部建立了聯繫，總部南進之後，要我同他保持接觸。

　　宋劭文的公開身分是山西「犧盟會」的人。抗戰初期，「犧盟會」有不小的力量，由薄一波同志在那裡負責。我們党為了推動閻錫山守上抗戰，通過統一戰線的關係，建立了山西的統戰組織一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及山西新軍——青年抗日決死隊，領導晉西地區的抗戰工作，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七七」事變以後，閻錫山曾經裝模作樣地要在山西搞所謂「政治革新」，選了一批年輕人到各縣任縣長，也起用了「犧盟會」的一些人。宋劭文同志便是其中的一個，被派往五台縣當縣長。太原失守之前，閻錫山把山西劃了七個地區，分別組成行政公署。晉東北的十八個縣，包括雁北，為「第一行政公署」，委任宋劭文為主任。後來，閻錫山從太原撤往臨汾，由山西省主席趙戴文給宋劭文發了一個電報，令其全權處理晉東北的事務。日本軍隊打了進來，連太原都淪陷了，閻錫山根本沒有想到敵後還能搞出什麼名堂，所謂令宋劭文「全權處理晉東北事務」，只是一句空話，一推了之。

　　我同宋劭文同志建立聯繫後，多次議論過統一全區政權機構的問題。軍區機關從五台遷往阜平的頭一天晚上，我同他就這個問題一直商量到後半夜。我說，要抗日，要發動群眾，要穩定社會秩序，沒有一個統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時，部隊要擴充，要吃飯，要穿衣，急需解決財政問題，這些，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進行領導和組織，是很難辦到的。我們得抓緊時間，把統一的抗日政府成立起來。宋劭文表示贊同我的意見。他說，建立統一的抗日政權機構，已是勢在必行。

　　我們到達阜平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由我出面，召集冀察兩省各軍、政、民領導人交換意見，大家一致贊同組織全邊區臨時政權機關的建議。這樣，在十二月五日，阜平城就掛起了「晉察冀邊區臨時政府籌備處」的牌子。籌備處的主要工作是同各方面交換意見，並決定代表大會召集法。籌備處還派了宋劭文等人，分別到山西、平漢路東及冀西各縣接洽，同各抗日部隊、抗日團體，各縣的「動委會」以及自行成立的抗日機構交換意見。籌備工作，得到了積極的響應。各方面交換意見的結果，決定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在阜平召開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令人振奮的是，籌備工作尚未到達的地區，也擁護這個主張，自動派出代表要求參加會議。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在阜平城隆重開幕了。出席會議的代表共一百四十九人，其中，有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代表，有各抗日軍隊的代表，有各抗日階層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數民族的代表，有來自晉察冀三省部分縣的「動委會」、「救國會」、「自衛會」的代表，並有五臺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代表們從深山僻壤，從冀中平原，從遊擊區和敵佔區，跋山涉水遠道趕來，聚集一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這些代表中，有不少是農民和工人，他們代表著構成這個新政權的基礎。

　　大會的宣言這樣寫著：

　　「為著創立與鞏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保持華北遊擊戰爭；為著統一與整理晉察冀邊區內軍事、財政、經濟以及一切行政機構，保持持久的必然勝利；為著打擊漢奸政權，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爭取徘徊歧途的動搖分子，晉察冀邊區有成立臨時政權的必要。邊區代表大會，就在這個意義上勝利地開幕了！」

　　會議之初，在審查與會代表資格的時候，對於五臺山的和尚和喇嘛的代表權問題，曾出現過分歧意見。籌備處的個別青年同志提出，和尚和喇嘛是出家人，只能燒香念佛，對抗戰恐怕不會有什麼好處，不必吸收他們參政。參加籌備工作的黃敬、鄧拓等同志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的理由是，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國人，有著團結抗日的一致要求，僧人們組織的「動委會」、「自衛隊」，在五臺山持著刀槍放哨，為過往的抗日部隊提供食宿，都說明他們是抗日的，不能用歧視的眼光來看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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