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69)

六九

　　這個問題提交給我，要我最後表態，我到籌備處專就這一問題作了發言。我說，我同意黃敬、鄧拓同志他們的意見。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國人，他們雖然出了家，但並沒有出國。在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之中，我們應該和各民族各階層緊緊的攜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們不能因為和尚和喇嘛的宗教信仰不同，便把他們排斥在抗日的門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們，應該有堅強的團結。只要誰不甘心當亡國奴，我們就應該團結他共同抗日，不能存有任何歧視的心理。我們要消滅各民族各階層間的隔閡，爭取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

　　後來，籌備處統一了意見，一致贊同和尚和喇嘛作為正式代表出席軍政民代表大會。當和尚和喇嘛的代表走進大會會場的時候，與會的全體代表熱烈鼓掌，還呼了歡迎的口號。和尚和喇嘛們對這一決定很受感動，相當一部分有愛國心的僧侶參加了抗日工作，還有一些年輕的僧人加入了抗日的部隊。五臺山寺院在全國僧侶界是很有影響的，新華社還為此發出快訊，說五臺山的和尚也參加抗敵了，動員的口號是：「我們出了家，但並沒有出國。」這一消息在全國僧侶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軍政民代表大會開了五天，一月十五日結束。會議通過了統一全區的軍事、行政、財政經濟、文化教育、民運工作等各種決議案，用民主選舉的方法產生了晉察冀邊區政府——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推舉宋劭文、胡仁奎、劉奠基、張蘇、呂正操、孫志遠、李傑庸、婁凝先和我共九人為邊區政府的委員。宋劭文為主任委員，胡仁奎為副主任委員。

　　胡仁奎同志在抗戰之初是盂縣的縣長。一九三〇年，我在順直省委工作的時候，就知道他的名字，他那時也在天津，曾幫助我們做過工作。但當時只知道有胡仁奎這個人，始終沒見過面，沒想到，在抗日前線卻碰到一起了。

　　劉奠基是閻錫山搞的「山西人民監政會」的秘書長，他屬國民黨改組派，在閻錫山那裡並不吃香。太原失守前，他來到晉東北，後來留下了，作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參加邊區政府的工作。

　　呂正操同志是冀中人民自衛軍的司令員，孫志遠同志是人民自衛軍政治部主任。

　　李傑庸和婁凝先是屬山西「犧盟會」方面的。

　　考慮到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統一戰線關係，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的成立，還得到了國民黨第二戰區的同意，並報國民黨中央政府批准。說起這一段，還有一個插曲哩！為成立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由宋劭文出面，連續給閻錫山發了七個電報，閻錫山一直不作答覆。胡仁奎對閻錫山的心思摸得比較准，他問宋劭文：「電報是怎麼寫的？」宋劭文說：「我講這樣做有利於抗日，有利於大局。」胡仁奎搖搖頭說：「怪不得，閻錫山不答覆，他對這一套不感興趣，依我看，你得講對山西有利，可以擴大山西的地盤，擴展到河北和察哈爾去。」宋劭文在重新修改電報時，加上了對山西有利這樣的內容，還提到九個委員中山西方面的人就占了多一半。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邊區九個委員中有五個與山西有關（宋劭文、胡仁奎、劉奠基、李傑庸、婁凝先）。果然，閻錫山複電很快，表示同意，並說已由他的秘書長電告中央政府行政院，進行備案。過了一段時間，行政院長孔祥熙還派人來到邊區，進行聯絡。為了使抗戰工作順利進行，也只好這樣做。邊區政府雖然爭取到閻錫山的同意，但也不能過分指望他們，大片國土都讓他們丟光了，他能給你什麼支持？同時，他那個牌子也並不香。要使邊區政府真正能起作用，還得靠我們自己努力。

　　對於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在我們黨內，也有人持反對態度。當時負責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的王明，就極力反對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他曾以「長江局」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八路軍總部，反對成立邊區政府，聲稱晉察冀這樣做會「刺激」國民黨，「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這個原來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王明，在民族危亡關頭，一下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又跌入了右傾投降主義的泥坑。他的無理態度，理所當然地受到了黨中央的拒絕和批評。

　　晉察冀邊區政府的成立，是我們黨正確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全邊區政權系統、政策法令得到了統一。有了政策法令的依據，老百姓就可以照這些去辦，社會秩序開始穩定下來。老百姓是信服統一的抗日政府的，有了政府，他們就覺得有了靠山，什麼事情，都通過政府來解決。

　　邊區政府成立後，制定和實行了統一的政策。財政方面，由原來合理負擔原則下各自籌糧籌款，改為「統籌統支」制度。這個條例是很重要的，不能軍隊在這裡也籌款，在那裡也籌款，那就把群眾搞亂了，必須實行財政的統籌統支。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了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了邊幣。全邊區一切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一律按供給制待遇，大家都過著一樣的戰時艱苦生活。在農業建設方面，公佈了《墾荒暫行條例》，制定了《興辦農田水利暫行辦法》。在抗戰勤務方面，改善了支差的混亂現象，公佈了代雇車騾辦法、徵用人畜辦法，建立了軍用代辦所管理戰爭勤務。

　　在党的領導下，邊區軍、政、民各方面，既有密切的聯繫，又有嚴格的分工。党的領導作用，集中表現在對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執行上。軍、政、民各方面，又各有自己的工作範圍。這種党領導下的軍、政、民各方面一盤棋的組織結構，就是党的統一領導的表現。就我個人來講，我雖然兼任邊區黨、政、軍三方面的領導工作，但是，始終注意不去包辦代替。有一回，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派聯絡員到邊區來，要求同我商量關於邊區政權工作的事情。我雖然是邊區政府的委員，但是，政權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邊區政府宋劭文主任負責。所以，當聯絡員提出要見我的時候，我請他到邊區政府同宋劭文主任商量。後來，他們給我轉送來兩支鋼筆，上面還刻著「孔祥熙贈」的字樣。

　　我一直沒有在邊區政府辦公。邊區政府由宋劭文和胡仁奎、張蘇他們主持，政府的工作，都由他們出面來搞，我不隨隨便便做什麼決定。當然，重大的問題需要大家一起開會商量，我作為邊區政府委員之一，當然要發表意見。

　　晉察冀邊區政府的成立，使我們在華北堅持敵後抗戰有了一個堅強的依靠。邊區數十縣的人民，獲得了政治上的領導，重新得到政府的關懷和愛護。邊區政府成立之後，逐漸結束了各地群眾團體、各級「動委會」和「救國會」等機構在過渡時期代替政權的現象，建立了統一的地方政權。它的政治影響，大大超過了邊區的界限，使邊區政府的政令實施，甚至擴及到敵偽所統治的區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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