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37)

三七

　　我的第二個深切體會是，的確如毛澤東同志說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也是直接關係到紅軍生死存亡，土氣興衰的大事情。我進入根據地時，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正確路線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反復較量的時期，它經常直接反映到紅軍政治工作上來。我們這個軍團究竟擁護什麼，反對什麼，必須立即表態，不容回避。

　　我對於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張是經過反復比較和鑒別，才認為它是正確的。毛澤東同志能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一套切實可行又能克敵制勝的政策主張，和王明等人從國外販來的，或從書本上抄來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張，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我不是說毛澤東同志是「聖人」，一點也不會出錯。但是他那時很注意調查研究，傾聽各種不同的意見，總結實踐得來的經驗教訓，出了錯改正得也比較及時，不象他晚年那樣。比如根據地的肅反政策，許多地方一度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的一大悲劇。我們在上海時就有所發覺。對此，毛澤東同志也是發覺得比較早，提出反對搞逼、供、信比較早的主要領導人。

　　我到達根據地時，肅反的高潮已經過去了。但當時王明「左」傾路線又在根據地得勢，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糾正得不可能很徹底。我到達長汀時，還看到了對「破獲」的「社會民主黨」正法的佈告。那時在江西叫肅AB團，在福建是肅「社會民主黨」。其實，AB團是有的，但只是敵人打進我們內部的個別人，哪裡會有那麼多？很多是冤案，是自己在那裡嚇唬自己，自己在那裡疑神疑鬼，自己把自己搞垮，冤枉了很多幹部。我看到有的戰士也被說成是「社會民主黨」。我很奇怪，一個農民才當幾天紅軍，他知道什麼叫社會民主黨呀？！

　　我到一軍團以後，肅反工作直接歸我這個政治委員領導。不久，羅瑞卿又從四軍調來軍團任保衛局長。我們之間意見比較一致，使一軍團的保衛工作沒有發生過大的差錯。我記得我們在一軍團，幹部有了錯誤就批評一頓，沒有隨便扣上「敵人」的帽子，沒有殺過一個幹部。

　　我至今還記得有這樣一件事。那是第四次反「圍剿」的時候，一次繳到了一些西藥。有的西藥上沒有標簽。從外形和氣味上看，很象奎寧。那時，部隊發瘧疾的很多，急需奎寧，軍團衛生部就把它當作奎寧發下去了。軍團部是近水樓臺，機要科黃科長和警衛連指導員正發瘧疾，就先服用了。立即產生過度興奮、燒心、噁心等強烈反映。後來查清楚是誤把嗎啡當作奎寧服用了。

　　可是開始並不知道。只看見黃科長等竟然象瘋狂了似地在山上跑上跑下，亂抓自己的心窩。這是中毒的表現。這不是敵人在搞破壞是什麼呢？於是趕緊追查。先追查到軍團部的游勝華醫生，他是瑞金中華紅色醫務學校畢業的，是我們自己培養出來的「土」醫生，本人是黨員，家庭是貧農，難道是他搞破壞？似乎不會。往上追，藥是軍團衛生部分發下來的。當時在軍團衛生部當藥劑科長的是戴濟民同志，外號戴鬍子，他在吉安城內開私人診所，是紅軍打下吉安時，動員他出來參軍的。是否他是AB團？再往上追，軍團衛生部的醫務主任是姜齊賢同志，他在被紅軍俘虜以前是國民黨的中校醫官。可疑！當時他們本人都很緊張，旁人也替他們捏把汗。我親自參與調查處理這件事，發現確實是誤用了藥，並非蓄意搞破壞。羅瑞卿同志和我也配合得很好，一場風波算是平息了。我給衛生部規定了一條，今後凡是繳到沒有標簽的藥，先找有藥劑經驗的人辨別判斷，然後給狗吃作試驗，證明沒有毒性才允許給人服。我還告訴這些被懷疑的人接受教訓，不要多心，安心工作。一起人命關天的錯案才算避免。使許多人懂得正確的保衛工作，保護好人跟打擊壞人同樣重要，是一點也不可疏忽大意的。

　　第三點體會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依靠黨團支部，發動全體幹部和党團員都來參加。而且，幹部和党團員一定要以身作則帶領群眾，才能發揮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才能把本軍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爭取敵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完成打仗、發動群眾、打土豪、籌糧籌款三大任務。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就講過：「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連隊，党團員至少占全連總人數百分之二十，幹部多數是党團員。依靠幹部和党團員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很重要。有人講，共產黨打仗打的是幹部，打的是党團員。我認為這種用強調語氣說的話，說得也對。事實上，從在中央根據地開始，我們每打一仗下來，党團員傷亡數，常常占傷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五十。我們的幹部和党團員絕大多數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到了關鍵危急時刻，敢於揚臂一呼：「同志們，跟我來！」幹部和党團員以身作則，這是政治思想工作起作用的關鍵。

　　第四條體會是，必須從政治上到物質生活上關心群眾；越是在困難時刻，越要注意關心群眾的疾苦。這本身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第四次反「圍剿」和第五次反「圍剿」有個明顯的比較。第四次反「圍剿」時，紅軍每人由地方供給一斤六兩糧食，供給部發六分錢菜金。到月底還能分「伙食尾子」，生活很有保障。打仗即使傷亡大一點，但繳獲多，補充快，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較好做的。到了第五次反「圍剿」，沒有打出一個名堂，部隊傷亡消耗大，得不到補充，生活越來越艱苦，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較難做的。到了以後長征，根據地沒有了，作戰沒有根據地作依託，條件更艱苦，政治思想工作更難做。

　　所以，在艱苦條件下，除了從政治上關心以外，關心群眾疾苦更顯得重要。在第五次反「圍剿」時，由於敵人封鎖，部隊經常吃不到鹽。江西不出鹽，還要越過敵人封鎖到廣東去運鹽。有的地方花一塊白洋只能買到幾兩甚至幾錢鹽。沒有鹽吃就只好「官兵同淡」了。隨著戰鬥頻繁，生活艱苦，部隊病號越來越多。有些病號實際上是什麼病都沒有，純粹是營養差造成的，如夜盲症，在部隊越來越多。有些瘧疾久治不愈，也和營養不良有關。為了減少病號，我曾經找醫務部門的同志商量，看能想點什麼辦法。他們的回答是：最好是吃魚肝油。在那種情況下，哪裡去找魚肝油？！別說魚肝油。就是豬肝、羊肝也難弄到呀！後來想到了一些土辦法，象打魚摸蟹，掘筍羅雀等等，來解決部隊的營養問題。這樣做，總比束手無策強。自己動手，想些土辦法，減少病員；少一個病號連隊就多一個戰鬥力。

　　第五個比較深切的體會是，提高部隊的文化教養，發動革命競賽，培養與發揚部隊革命英雄主義的榮譽感，也是政治思想工作重要內容之一。毛澤東同志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紅軍在中央根據地經常擠時間上政治課或識字課。歌天天唱，有晚會常有舞蹈。列寧室有機會就開展文化娛樂活動。一駐下整訓，單杠、木馬等軍事體育活動就展開了。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決定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後來，「八一」即為我軍建軍節。這一年的建軍節，一方面軍召開了運動會，授予紅五團「模範的紅五團」獎旗一面。之後，一軍團在藤田召開了本軍團的運動會。紅軍的運動會和一般日常所說的運動會不同，它是緊緊地結合作戰，培養那種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壓倒敵人的革命英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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