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38)

三八

　　所以在會上，軍委給新整編的各師團授了軍旗，將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頒發的二級和三級紅星勳章發給一軍團一批團職以上領導同志。軍團授了上題「犧牲決勝」的獎旗一面給紅一團，上題「英勇衝鋒」獎旗一面給紅四團。並進行了文化的、體育的、衛生的、通信的和各種戰術技術的競賽。最後演劇發獎。從這一年往後，幾乎每年都在「八一」舉行一次運動會，作為全年文體衛生工作的總檢閱，以推動這些工作平時的健康發展。比如演戲，紅一方面軍一九三三年春節就開始了，到秋天「八二一」建軍節在藤田運動會形成高潮。第二年「八一」在長汀南山壩開運動會又繼續演出。當時紅軍知識分子很少，只有一些小型劇社、宣傳隊，都是一些小知識分子在那裡搞，他們自己或發動一些幹部編些短小精幹的話劇，為部隊演出。那時劇本也不象現在這樣細，是粗線條的，所以演的人可以充分發揮。幾位搞保衛工作的同志，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對搞文藝工作很積極。特別是胡底同志，他愛好文藝，很有創作才能，可惜長征時被張國燾殺掉了。當時演出過的戲記得有《廬山之雪》、《殺上廬山》等等。

　　第六個比較深切的體會是，一切政治工作必須為著前線的勝利。一九三四年二月，軍委召開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貫徹「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這一方針。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賀昌，參加了會議。他們在講話中，一致強調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而政治工作又必須明確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這一總目標。只有明確這個目標，才會注意在平時政治工作中為戰時打基礎，並加強戰時政治工作，加強戰場宣傳鼓動工作，發揮戰時政治工作的頑強性不間斷性。政治幹部才會注意學戰術，學會做各種戰鬥情況下的政治工作。才能克服政治工作中的文牘主義，閉門造車，形式主義等等。

　　第七個比較深切的體會是，各級政治機關、政治幹部必須經常注意發現好的幹部苗子，推薦選拔幹部、培養幹部。在中央根據地，紅軍都辦有各種在當時環境下堪稱「正規」的學校，比如紅軍大學和各種訓練班，甚至有團政委訓練班，各個部隊還辦有自己的教導隊，訓練最基層的幹部。學校培養再結合在工作崗位上培養（學校培養很重要，經常性的培養主要靠在工作崗位上培養），使我們培養了大批能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幹部，一茬接一茬，源源不斷。使我們在各種殘酷的戰鬥環境中，無論傷亡多麼大，我們的幹部隊伍，始終後繼有人。其中湧現出很多德才兼備、能文能武的優秀幹部，也都是當年從一些革命熱情很高但稚氣十足的紅小鬼中選拔出來的，或者是從雖然有些書生氣但對待革命事業很忠誠又很有抱負的知識青年中磨煉出來的。歷來的經驗證明：凡是那個部隊幹部出得多，不用說，這個部隊的領導一定是很有遠見的領導，部隊一定是很有朝氣的部隊，政治工作必定很活躍，部隊一定有戰鬥力。

　　※第八章　長征

　　§突破敵人第一、二、三道封鎖線

　　一九三四年十月，歷史上著名的長征開始了。長征之前，一軍團在福建打了溫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趕到瑞金。周恩來同志找我們單獨談話，說明中央決定紅軍要作戰略轉移，要我們秘密做好準備，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沒有說明轉移方向。轉移之前，要一軍團先到興國抗擊和遲滯周渾元縱隊的進攻，以便掩護各路紅軍到預定地域集結。當時保密紀律很嚴，所以我們也沒有多問。聽說毛澤東同志這時候也從外地回到瑞金了，我提議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澤東同志見到我們很高興，說：「你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呀！」我說：「我們回來了，接受新任務來了。」毛澤東同志故意反問：「什麼任務？」我回答說：「要轉移。」當時稱長征不叫長征，叫轉移。因為並非預定了要走二萬五千里，只是要先轉移到湘西去，和二、六軍團會師，以後再作計議。

　　當時，先遣隊已提早出發了。七月份，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同志領導的紅七軍團組成了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早已首途北上。隨後在贛東北與方志敏同志領導的紅十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轉戰皖南地區。八月份，六軍團從湘贛根據地出發，由任弼時和王震、肖克等同志率領，到湘西一帶找二軍團去了。

　　毛澤東同志聽我們說到轉移，就說：「你們知道了？」我說：「我們接受任務了。」

　　我們這次去見毛澤東同志，本想打聽一下轉移去哪個方向，可是他就談到這裡，不往下談了，卻提議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辦的一個圖書館。

　　毛澤東同志那時是很守紀律的。同時，那個時候他也在避嫌疑。因為一軍團長期是由他直接領導和指揮的部隊，他要防止教條宗派主義者懷疑他在暗中搞什麼宗派活動。因此，沒有達到我們想探問轉移方向的目的。毛澤東同志這樣注意守紀律，李德仍不斷散佈謠言，污蔑攻擊毛澤東同志搞宗派活動，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寫的名為《中國紀事》的回憶錄裡面，仍然充滿了這類無恥讕言。我所經歷的事實，是對這類讕言的最好的回答。

　　辭別毛澤東同志以後，第二天我們就同部隊一起離開瑞金，九月中旬末到達興國以北的高興圩，與原在那裡的五軍團一起阻擊周渾元縱隊三個師的進攻。敵人在這次進攻中火力特別猛烈，飛機、火炮輪番轟擊，我軍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阻擊，直到九月底他們才佔領了高興圩。以後敵人停止進攻，進行築堡。十月上旬我們與五軍團換防，奉命到興國東南的社富、嶺背、寬四、梓山一線集中，十月十二日以前我全軍團到達了預定的集中地域。

　　長征之前，洛甫同志在《紅色中華》第二百三十九期上，發表了《一切為了蘇維埃》的文章，提出了準備反攻的任務，這是我們進行公開動員公開準備總的根據。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由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署名，發佈中央軍委長征行動的命令。在此前後，總政治部由李富春代主任署名（因王稼祥同志第四次反圍剿後負傷了），也先後發佈了幾個政治動員令，我們根據這些命令，逐步將動員工作、準備工作具體化。出發前，軍委又撥給我們兩個補訓團，一軍團總兵力達一萬九千八百多人。

　　一軍團的部隊，是十月十六日以後，先後離開瑞金以西的寬田、嶺背等地，告別了根據地群眾，跨過於都河走向了長征之途。過於都河，正當夕陽西下，我象許多紅軍指戰員一樣，心情非常激動，不斷地回頭，凝望中央根據地的山山水水，告別在河邊送別的戰友和鄉親們。這是我戰鬥了兩年十個月的地方，親眼看到中央根據地人民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犧牲和貢獻，他們向紅軍輸送了大批優秀兒女，紅軍戰士大多來自江西和福建，根據地人民給了紅軍最大限度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想到這些，我不勝留戀。主力紅軍離開了，根據地人民和留下來的同志，一定會遭受敵人殘酷的鎮壓和蹂躪，我又為他們的前途擔憂。依依惜別，使我放慢了腳步，但「緊跟上！緊跟上！」由前面傳來的這些低聲呼喚，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軍時，三軍團在右翼，其後有八軍團；一軍團在左翼，後面有九軍團；從兩翼掩護著中央縱隊（第二縱隊）和軍委縱隊（第一縱隊）——當時為了保密，統稱為紅星縱隊，作甬道式的開進。第一縱隊由葉劍英任司令員，第二縱隊由羅邁（即李維漢同志）任司令員，鄧發任政委。五軍團擔任殿后。

　　開始出發時，紅星縱隊真象大搬家的樣子，把印刷票子和宣傳品的機器，以及印就的宣傳品，紙張和兵工機器等等「罎罎罐罐」都帶上了。這就形成了一個很寵大很累贅的隊伍。以後進入五嶺山區小道，擁擠不堪，就更走不動了。有時每天才走十幾裡或二三十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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