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36)

三六

　　我主力迫近他們跟前，他們的確是每次只前進二三裡，構築碉堡。但當敵人發現我主力遠離時，他們也是躍進或急進較遠的，我們並非完全沒有打運動戰的機會。所以這次我們急令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率領該師主力負責攻擊溫坊東北敵人的右側翼，我們率一軍團由西向東突擊敵人。我們把九軍團放在曹坊，箝制在那一帶活動的團匪，防止敵人增援。這次作戰是夜間戰鬥，部隊動作靜肅、秘密、沉著。從一日下午九時戰至二日拂曉以前，敵人大部分已被消滅，只有少數殘敵尚固守楊背附近堡壘和溫坊南面的八角樓。於是我五團、六團配合獨立二十四師消滅固守楊背的敵人，四團負責消滅溫坊村內的敵人。因為既是夜戰又是近戰，我消耗傷亡都不大。如四團消滅溫坊村內兩營敵人的戰鬥，由於敵人架設的電話線事先都被我偵察員剪斷，更增加了我們將敵人各個擊破的有利條件。一營是攻擊溫坊的主力營。他們在整個戰鬥過程中，只消耗子彈四百發，輕重機槍完全未用，主要靠刺刀手榴彈解決戰鬥，自己只負傷三人。戰鬥結束，僅一軍團即俘敵一千六百多人。敵第八旅兩個團被消滅了。

　　三日早晨，敵第三師和第九師由朋口集結三個團又向我進犯，其先頭部隊為第九師的一個團，八時許由洋坊尾向溫坊前進。我們決心消滅這個先頭團。命令一師負責截斷其先頭團的歸路，由二師從八前亭，二十四師從馬古頭兩個方向向敵突擊。二師四團一營連續衝鋒六次，佔領八個山頭和三座半截子碉堡，三營連續衝鋒佔領敵人六個陣地，成為堅決英勇的連續衝鋒的模範。其他部隊也都很英勇。二團團長李苗保頭一天因堵截敵人退路不力被撤職，第二天追擊敵人時，奮勇當先，英勇犧牲了。

　　整個溫坊戰鬥，共殲敵四千多人。打死打傷兩千多人，俘虜兩千四百多人。

　　這次戰鬥結束之後，敵人第八旅旅長許永相隻身逃回，被蔣介石槍斃。第三師師長李玉堂由中將降為上校。

　　但是，個別戰鬥的勝利，補救不了整個戰略指導方針的錯誤。何況第五次反「圍剿」所取得的個別戰鬥的勝利，不能象四次反「圍剿」一樣，很快發展成為一個戰役的勝利。因為「左」傾冒險主義者，經常將一、三軍團分開，各堵一面作戰。以致使前面提到三軍團打的洵口，團村戰鬥，和這次一軍團打的溫坊戰鬥，都不能發展為更大的勝利。

　　在此期間，我的心情是很苦悶的。在一軍團，林彪執行「短促突擊」特別積極。上邊四月份提出「保衛廣昌」，五月份又提出「保衛建寧」，七月中旬提出「保衛長汀」，九月底提出「保衛興國」。我們軍團今天在這裡突一突，明天又在那裡突一突，把自己的力量都突光了。我認為這樣打在戰役上不能解決問題。在戰術上也不能解決問題，只是徒然消耗彈藥和兵力而已。這些話，我只有和左權同志講，林彪那時忽然在六月十七日發表《論短促突擊》的文章，正受到重視，我是不放心對林彪講這些話的。

　　對林彪發表這篇文章，我開始感到突然，仔細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後，大約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旬，李德到一軍團來過一次，在幹部會上大講一通陣地戰。幹部們都聽不懂。林彪說：「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學嘛！」突然發表《論短促突擊》這篇文章，自然不僅是談戰術，實際上是他這時的一個政治上的表態。

　　到了十月，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日益陷於被動，「左」傾冒險主義者採取的單純防禦的方針遭到徹底破產。他們總不願意讓紅軍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實行機動作戰，而提出「以碉堡對碉堡」，死守根據地每塊「國土」，「寸土必爭」，「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國土」還是丟了。紅軍被迫不能不作戰略轉移——走長征這條路了。

　　總之，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戰略錯誤，路線錯誤。是王明「左」傾分子在中央排擠了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領導的必然結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圍剿」致勝的積極防禦方針，執行單純防禦方針的必然結果。以碉堡對碉堡。實行「短促突擊」，光在內線頂牛、拼消耗，不集中兵力，所謂兩個拳頭打人，六路分兵；既不敢誘敵深入，尋機殲敵，又不接受毛澤東同志將紅軍突入到閩浙贛外線去調動敵人回援的建議，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根據地的喪失，鑄成了這次歷史性的錯誤。但是只要革命的火種不滅，中國革命仍然是會勝利的。

　　§政治思想工作

　　回憶錄寫到這裡，我想插入一段關於在中央根據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綜合回憶。遵照革命領導者們關於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至理名言，談談我自己的一些親身體會。因為我當時不過是軍團一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貫徹執行者。之所以插在這裡講，也是因為紅軍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與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相比，又有許多新的特點，內容有很大的發展。而且在中央根據地，又是我學習和積累做紅軍政治思想工作經驗打基礎的時期。在總政治部時間很短，可不去說它。在一軍團任政治委員時，按照政治委員的職責，我除了作為指揮員之一，參與軍事指揮之外，日常主要任務，是領導和參與做好軍團的政治思想工作。「知道自己為了什麼而鬥爭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這是斯大林關於政治工作的名言。我在中央根據地的工作實踐中，也有深切體會。

　　試問我們的每一個紅色戰士，為什麼要當紅軍，他們都會回答你是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進一步的問他，他會回答你：「為了蘇維埃新中國！」「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更進一步問，他會回答你：「為了實現共產主義！」每個農民參軍，都經歷了一個對革命目的由不認識到認識的過程，由初步具有這種認識，隨後就變成每個革命戰士終生為之奮鬥的政治目標、政治思想和鬥爭信念。戰鬥力就是從這裡生長出來的。

　　教育戰士「打土豪，分田地」，戰士們一聽就懂。可是，為了使這些戰士懂得什麼叫蘇維埃——這個直接音譯過來的外來語，我們各級政工人員，可是費了很大的勁哩。費勁確實是費勁，可是戰士們一旦懂得它的基本含義，就會對它產生強烈的感情。許多戰士在臨危授命時，是一面喊著「為了蘇維埃新中國」，一面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至於共產主義，戰士們都覺得比較好懂。他們早就希望將來有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他們把一切至善至美的理想都寄託在她身上。雖然覺得這個社會很遙遠，但又覺得她很親近。她每天都指導和鼓舞我們前進。所以很多烈士臨終以前，都深情地說：「為革命而死，死而無憾。只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我看不到了！希望同志們……」

　　所以，有的人歸結說：我們紅軍打仗，打的就是政治。如果說話的人，他不是輕視軍事，不是輕視戰術、技術訓練，不是輕視後勤保障，而是用這種強調語氣，說明政治工作在紅軍中的重要地位，我認為這是從某種根本意義上講的，是正確的。那時敵強我弱，我們的裝備和火力都遠不如敵人，在人數上，敵也數十倍於我。我們之所以能打勝仗，除了靠正確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避實以就虛之外，主要靠壓倒敵人的士氣。士氣從哪裡來？靠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知道為何而戰。這就要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平時經常的基本的和時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戰場上強有力的宣傳鼓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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