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23)

二三

　　向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他根據地提供情報，也是軍委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們通過各種途徑，搜集國民黨的軍事情報。國民黨打算在什麼時候用多少兵力，向我們什麼地方進攻，一般說，我們都能及時瞭解，通報給各革命根據地。開始中央根據地沒有電臺，給前方的情報都是用密寫方式派交通送去的。第二次反「圍剿」之後，我們繳獲了電臺，勾通了江西與上海的無線電聯繫，各種情報就可以及時地源源不斷地提供給前方。我們提供的情報，對前方的軍事鬥爭，起了配合作用。

　　指導和支持各個革命根據地的軍事鬥爭，是軍委工作的主要內容。我們不僅向各根據地提供情報，還為他們輸送幹部，提供藥品和其他物資。前方有些重要的傷病員，也轉到上海來，由我們掩護到有關醫院醫治。

　　各根據地發生了偏向，軍委也及時向中央報告。比如肅反擴大化問題，我到中央軍委工作後不多久，各個根據地都相繼發生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在軍委不斷聽到這方面的反映，感到問題嚴重。我們向恩來同志彙報後，恩來同志就以軍委的名義向中央寫了報告，建議糾正這種錯誤傾向。以後，中央發了通知，除了張國燾那裡以外，各根據地逐漸糾正了這方面的錯誤。

　　軍委還做了許多營救被捕同志的工作，如關向應同志，就是由我們營救出來的。

　　軍委搞「兵運」工作，也取得了某些成效。這種工作，有人管它叫「挖牆腳」，專挖國民黨的牆腳。如孫連仲的二十六路軍，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在上海與我們聯絡成功的。他們通過搞兵運工作的朱瑞同志，與軍委接上了頭。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六路軍舉行了著名的「寧都起義」。

　　吉鴻昌同志也是這時候與我們取得聯繫的。吉鴻昌當時是西北軍的軍長，是個愛國主義者，主張抗日，反對內戰。黨派劉仲華同志通過鄧寶珊先生與他取得了聯繫。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了共產黨，一九三四年不幸被捕犧牲。在這期間，鄧寶珊本人也跟我們常有接觸。

　　我們還爭取了李明灝先生。他原是程潛部下，有正義感，同情我們，在國民黨得不到重用。我們通過曾希聖同志和他接觸，建立了聯繫。他的朋友很多，學生也多，有不少人是在國民黨軍隊裡擔任要職的。通過這些關係，他向我們提供了不少情報，甚至有軍用地圖等等。不久前，李先生的家屬寫信要求證明李先生的這段歷史，我就給他們寫了證明。凡是為我們黨做了好事的人，我們黨是不會忘記的，這是黨的一貫政策。

　　一九三一年初，四中全會以後，王明宗派主義集團奪了中央的領導權，否定了三中全會，以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險主義路線指導工作。接著，就向各個根據地派出了一批「欽差大臣」，以便進一步貫徹他們的路線。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央決定叫顧順章為張國燾、陳昌浩到鄂豫皖工作佈置路線。四月，顧順章由鄂豫皖返回，路過武漢時，競登臺表演魔術，被叛徒發現逮捕。顧順章這個傢伙，除了吃喝玩樂之外，再一個特點，就是亂幹，為所欲為。我在特科時，他曾經擬訂計劃，要用幾箱炸藥，轟炸一品香旅館，還想組織力量，搶劫私運毒品的外輪，以製造所謂「聲勢」。這些當時都被我們大家制止了。這次他又擅自行動，招致被捕。

　　顧順章被捕後，立即叛變，他的叛變，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極大危險。因為他曾是政治局委員，又長期負責特科工作，他對中央機關的情況和負責同志的情況，知道得非常清楚。還由於中央領導同志常在他家裡碰頭，所以，連他的家屬、親戚以及傭人，都認識許多中央負責同志。

　　萬幸的是，我們在南京特務機關心臟中，安插了錢壯飛同志，從而使我們黨避免了一場大災難。錢壯飛同志非常能幹，得知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消息後，因為情況萬分緊迫，就立即親自回到上海，向中央報告。

　　我得到情報後，急忙趕到恩來同志家裡，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訴鄧大姐，顧順章叛變了，你們要趕快搬家。

　　當時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繫的關係都切斷。兩三天裡面，我們緊張極了，夜以繼日地戰鬥，終於把一切該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敵人動手的時候，我們都已轉移，結果，他們一一補空，什麼也沒有撈著。

　　在敵人還沒有動手的時候，我們搜查了顧順章的家，發現了顧順章寫給蔣介石但還沒有發出的一封信，說明他早就有叛變的打算了。

　　顧順章急於邀功，在被解到南京的第二天，親自到蘇州監獄，指認了惲代英。惲代英同志一九三〇年就被捕了，但他化了名，坐了一年監獄，敵人一直沒有認出他來。由於顧順章的出賣，第二天，惲代英同志就被殺害了。

　　在上海，顧順章帶著特務，搜查了我們幾乎所有的機關，只剩下一個汽車行沒有被搜查。那是我們軍委的一個聯絡點，顧順章不知道。這個聯絡點的負責人叫劉仲華，又名劉子華，是軍委機關搞情報和聯絡工作的。在艱苦複雜的白區地下鬥爭中，他的表現很好，工作是有成績的。恩來、富春同志和我，在情況緊急時，都到過這個聯絡點得到掩護。蔡和森同志有個孩子，一直由這個聯絡點的房東太太撫養長大，全國解放後來到北京，蔡暢同志還請她吃過飯。解放戰爭時期，劉仲華同志跟李宗仁的南京政府談判代表團一起，參加了和我們的談判，還給我帶來了一封李宗仁的親筆信。劉仲華同志解放後擔任過北京市園林局局長，「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顧順章叛變後帶領敵人千方百計搜捕我們的同志，還親自訓練特務搞了一套對付我們的辦法，不遺餘力地效忠他的主子。但是，由於特務內部派系之爭，他後來還是被敵人殺掉了。這個可恥的叛徒，終於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為了躲避顧順章，我搬家到了虹口區的提蘭橋。工作雖然在繼續進行，但危險性很大。我們這些過去與顧順章交往很多的人，就經常待在家裡，不敢上街，從那以後，組織上就已經在考慮我們這些人撤離上海的問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終於奉命離開了上海。

　　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起義失敗後回到香港起，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離開上海止，我在白區工作了整整四年。這四年期間，無論是在香港、順直省委和上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處在「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統治時期。先是瞿秋白同志搞了一段短時間，接著是李立三同志，然後是王明。這三次「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一次比一次厲害，受的損失也一次比一次大，以致最後造成了「白區損失百分之百」的嚴重惡果。這裡面有許多慘痛的教訓，我體會最深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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