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24)

二四

　　第一，從思想理論上說，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十足的教條主義。他們不懂得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他們不懂也不願去好好研究中國的實際，而是總想照搬俄國革命的模式，把革命鬥爭的重點放在城市，總是企圖通過城市暴動，在短期內贏得中國革命的勝利。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特點，是要深入發動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把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農民爭取到我們方面來，經過長期的武裝鬥爭，佔領農村廣大地區，我們才能有力量奪取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說，要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實際上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廣大農民進行的農民戰爭。這是極為艱苦細緻的工作，但必須這樣做。中國革命的進程，完全證明了這個真理。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作出了傑出貢獻。「左」傾冒險主義者不懂得這一點。因此，始終不願走與農民起義相結合、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不把各革命根據地看作是我們主要的正面戰場，不把白區鬥爭的重點放在千方百計配合紅軍正面戰場作戰方面，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去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城市起義。白區工作在這個總的指導方針上錯了，就必然處處被動，全盤皆輸。

　　第二，從鬥爭的策略上說，他們不懂得在一個缺乏民主的社會裡，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採取隱蔽精幹，積蓄力量的重要性。而是有一點力量，就一味蠻幹，到處撒傳單，貼標語，組織示威遊行。好象不這樣做，共產黨就不存在了。結果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敵人的逮捕和屠殺，犧牲了很多本來可以不犧牲的好同志，其中有許多是我們党的領導同志。這種作法，無異把自己的同志送向虎口，提起來實在令人痛心！這樣把好不容易逐步積蓄起來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消耗掉了。

　　第三，從具體作法上說，他們沒有從白區工作的特點上找出適宜的工作方式。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特別殘酷，做地下工作，必須注意要社會化，有恰當的職業掩護。這樣，一方面便於深入群眾之中，得到群眾的幫助，不容易被敵人發現；另方面又可以在各種群眾組織中，擴大黨的影響，積蓄革命力量。而沒有職業掩護，簡直無法立足，困難很多，我對這一點是體會很深的。但當時我們一般多沒有一定的職業，又不注意深入各種群眾組織。結果經常容易暴露自己，遭受損失。這也是白區鬥爭的一個教訓。這些問題，直到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同志總結了白區鬥爭的經驗，提出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配合根據地武裝鬥爭的正確方針，才使白區地下黨的力量，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白區鬥爭是殘酷的，由於「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而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教訓是沉痛的。每當我回憶起過去的情景，就感到心頭沉重。留法勤工儉學的同志，所存無幾了。在莫斯科一起學習軍事的，現在也只有我一個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是多麼艱難啊！廣州一個紅花崗，上海一個龍華，南京一個雨花臺，北平一個小西天，不知有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被殺害，那裡的土地上不知埋了多少忠骨。為中國革命而獻身的人，何止萬千！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些革命先烈！取得今天的勝利，實在來之不易，值得我們世世代代加以珍惜啊！

　　※第七章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

　　§去中央革命根據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趨嚴重，各根據地又迫切需要幹部，組織決定我繼恩來、伯承、劍英同志之後，迅速撤離上海，先轉移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去。到中央根據地，只不過是路過，目的是要到湘鄂贛根據地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贛根據地工作的。因為一個人去那裡不容易，聽說湘鄂贛有代表在中央根據地開會，我到了那裡就可以隨他們一起去目的地了。瑞華同志和孩子自然留在上海。

　　組織上的決定是正確的。自從顧順章叛變之後，上海形勢已經大變，很多地下組織已經被敵人破壞了。象顧順章這樣曾在我中央特科搞了很久的人叛變，對我黨保存在上海的核心力量來說，已構成很現實的威脅；而我又是和顧順章打過長期交道的人，自然是及時撤離為好。何況報據地正在大發展，正缺人手去開展工作，我又是學軍事的，根據地正是中國革命直接用武之地。因此，一經組織上通知，我即匆匆地告別了留在上海堅持鬥爭的同志，告別了瑞華和正呀呀學語的女兒，踏上了去中央根據地的征途，相期於全國革命勝利之後再相見。

　　我是和陳壽昌同志從上海結伴起程的。陳壽昌是個大革命時期就入黨的好同志，他當時是中央特科專門負責安排交通的，後來一九三四年在湘鄂贛根據地任省委書記時，在作戰中英勇犧牲了。我們先乘船到汕頭，再奔潮州乘小汽船，沿韓江北上，在大埔起旱，大體是從大埔經虎崗、永定、上杭縣境，先到長汀，再轉瑞金。這是一九二八年建立起來的一條非常秘密的交通路線，一九三〇年歸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領導。中央許多負責同志也都是經過這條交通線，被護送到中央根據地去的。

　　中央根據地從上海、香港購買藥品、無線電器材，也都是經過這條路線。我們和秘密交通站接上頭以後，一切行動都聽嚮導的，不該問的，什麼都不能問，你問他，他也不會告訴你。我們自己也盡可能不開口講話，因為我們不會講廣東話和福建話，口音不對會引起別人懷疑。靠近城鎮地區，你只是遠遠地跟在嚮導後邊走就是了。他說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說晚上走就晚上走。這樣走了四五天（每天只走三四十裡），因為都是在白區，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又經常要趕到可靠的投宿地點，有時不得不趕路，有時又不得不停下來等待時機。直到過了永定，知道已經到了根據地的邊沿，才輕鬆一點，可以比較放心地趕路了。路上，我們都是穿長袍，裝成老百姓的樣子。每個人都準備了一套對付敵人盤查的說詞。幸好許多難關都被我們闖過去了。

　　整個旅途對我說來倒並不生疏，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我大體上就是從這條路上撤走的，現在不過是往回走罷了。這一帶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間相比，實在是換了天地，沁人肺腑。可惜這樣好的地方，年年都有窮人被苛捐雜稅逼得背井離鄉，賣「豬仔」遠走南洋，現在只有把希望寄託在紅色區域了。

　　我進入中央根據地的第一個城市是永定，接待我們的縣委書記是個女同志。她很熱情，安排得很周到。因為永定離赤白交界線並不遠，顯得有些衰敗殘破。以後到了長汀，這是毛澤東、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紅四軍入閩建立的中央根據地第一個縣級政權。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長汀，我才見到熟人。當時福建省委設在長汀，歐陽欽同志在那裡擔任省委書記。他是我留法勤工儉學時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漢軍委和上海軍委並肩戰鬥過，見到他我高興極了。在長汀，正趕上過新年，他告訴我的第一條好消息是：十二月十四日，國民黨西北軍的第二十六路軍，有一萬七千多人，在我黨特別支部和共產黨員趙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領導下，在寧都起義，參加了紅軍。

　　當天，福建省委就給我準備了一匹馬。我騎著馬，用了五個多小時的時間走了六十來裡路——有一段還把路走錯了，趕到了瑞金。從長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敗以來我最高興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識到已經進入了橫跨閩贛兩省，縱橫數百里的中央根據地，這完全是我們党領導的工農大眾和紅軍打下來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晚上約九時許，我就到了瑞金。當晚在瑞金總部，我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興。劍英同志責怪我太大膽，說在長汀到瑞金的路上，並不都是鞏固區，一人單騎黑夜趕路，還有一定危險哩。

　　我向恩來等同志彙報了自從他們離開上海以後上海鬥爭形勢的新變化，有誰犧牲了，有誰叛變了，有誰又落荒了，更多的是彙報了留在上海繼續鬥爭的同志們的工作情況。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渾厚、老成、平易、謙虛的風度，向我講了自從南昌起義失敗分手以後，他如何帶著失敗了但不肯低頭的隊伍，輾轉到了湘南又進到井岡山和毛澤東同志會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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