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22)

二二

　　§在上海

　　一九三〇年五月，我來到了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是黨中央的情報和保衛工作機關。我到特科時，它的主要任務是：打入敵人內部，及時瞭解敵情，以保衛黨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和鎮壓叛徒、特務。當時的特科由三個人領導：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恩來同志是決策人。日常工作由顧順章負責。向忠發掛名不管事。

　　調我到特科的意圖是，為了從政治上加強特科。中央發現顧順章吃喝嫖賭抽大煙，樣樣都幹。他把這些特科工作的掩護手段，變為追求個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墮落，引起了黨的警惕。顧順章這個人過去耍魔術，在上海開過一家魔術店，是個流氓無產者。他在黨內掌握了一部分權力之後，就趾高氣揚，胡作非為。當時還沒有想到他會叛變，只是感到，如果放任他這樣下去，會出問題。調我來，就是為了約束他的放蕩行為。

　　到了上海，經過李立三同志談話後，我就到顧順章那裡報到。他猜想到所以調我來，是對著他的，對他的放蕩行為是不利的，所以，就想各種辦法刁難我。他是特科負責人，要給你小鞋穿，你有什麼辦法。他曉得我們這些人從國外學習回來，沒有搞過特科這種事，初來上海，人生地疏，經驗不足，就專門派給你一些很困難很危險的任務，你能說不去執行嗎？不過，並沒有難倒我，交代的任務我都完成了。

　　當時在特科搞具體領導工作的，除了我以外，還有陳賡、李強等同志。特科的工作是緊張活躍的。我們派了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這樣一些好同志打進敵人的要害部門。所以，往往敵人還沒有出動，我們就知道那個機關或那位同志已經暴露，就立即通知轉移，敵人經常撲空。甚至連蔣介石調動軍隊向我軍進攻的情報，有時也能得到。在白區鬥爭中，叛徒最危險。在獲得了確切證據以後，我們就對叛徒進行鎮壓，這是不得已的事情，否則我們在白區就難以生存和鬥爭。我們的重要任務就是鎮壓叛徒和特務。在特科工作時極為勞累緊張。白天整天在外邊活動，夜間要很晚才得回來，有時過午夜十二點，而早晨四五點鐘，在煤油爐上熱點泡飯，就著鹹萊，吃了又出去了。有時則通宵達旦開會或採取行動，幾乎天天如此。

　　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間，我仍是以新聞記者身份作掩護的。因為新聞記者可以到處跑，行動方便。做地下工作，有恰當的職業掩護，才能深入到各種群眾團體之中，廣泛地接觸群眾，而不被敵人發覺。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到特科工作不久，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這個決議案，不考慮在白區要積蓄力量，隱蔽待機的必要性，而幼稚地認為，革命已經具備了取得勝利的條件。所以，要求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總暴動，尤其是大中城市更要首先發動，以形成所謂「革命高潮的中心」。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制定了在各個中心城市舉行總起義的計劃，並命令紅軍向大中城市發動進攻。又是打長沙，又是打南昌、南京、武漢，提出了所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簡直是在白日做夢，實在是毫無道理，脫離實際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到了可笑而又不可原諒的程度。在這種背景下，一九三〇年七月，李立三叫劉伯承同志到武漢去策劃起義，以迎接各路大軍在武漢會師。要我去組織鎮江起義，成功後，再進攻南京，最後，和攻打長沙、南昌的我軍會師武漢。

　　就這樣，伯承同志帶了劉雲同志去武漢。劉雲，湖南人，也是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到過莫斯科，學過航空，回國後曾到黃埔一期學習，是個人材。但就是這麼兩個人，要想在武漢發動起義，這不是笑話嗎！結果，他們到武漢後，還沒有怎麼活動，劉雲同志就被捕了，不久即遭殺害。剩下伯承同志一人，只好回來了。

　　我到鎮江，情況和他們也差不多。我問，起義有些什麼力量。回答說，醫院裡有一批傷兵，被我們爭取過來了；還有一股土匪，也可以爭取。我帶了兩個人去，一個是伍雲甫同志，湘南起義的，搞無線電工作；還有個年輕的工人，湖南人，也是搞無線電的，名字忘了。我們分頭到了鎮江，他們兩人去，目的是事成之後，用無線電和中央聯繫。

　　到了鎮江，我們分開住在旅館裡。按規定的接頭辦法，我去找鎮江縣委書記，沒有找到。因為對鎮江地形不熟，既然要組織起義，總得熟悉一下地形，就上街去買了一張鎮江地圖。等我回到旅館，看到我住的房間門開著，有兩個人在那裡翻東西，我看不對頭，出問題了，就立即走開，沒有進去。從旅館出來，到哪裡去呢？這時已經傍晚，街上行人逐漸少了，老在街上轉是有危險的，就只有到澡堂裡去，好在當時鎮江的澡堂特別多，而且是通宵開放的，用洗澡來消磨時間。當天晚上，在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時間，到另一家澡堂，又洗個澡，躺一段時間，一夜間連換了三個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下著小雨，還有些涼意，我雇了一輛三輪車，把簾子放下，到了火車站，坐上火車，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後，才知道伍雲甫他們兩個人還沒有回來。於是，我接著又返回鎮江，到了鎮江，當地報紙已經登出我鎮江縣委機關被破獲的消息。我連忙到旅館找到了伍雲甫他們。聽他們說，沒有遇到危險，還在等我的消息。我告訴他們，縣委書記被捕了，機關已經被破壞。隨後，我們一起回到了上海。

　　回來後，我向李立三說了事情經過，鎮江根本沒有發動起義的可能。李立三他們對這些還不相信，顧順章還派人去鎮江核實情況，得知縣委機關確已被破壞，書記被捕，這才了事。

　　李立三同志當時還準備在上海發動總同盟罷工，使之演變成起義，武裝佔領上海。後來，知道力量實在不行，才沒有搞。一九三〇年九月，瞿秋白、周恩來同志從莫斯科回來後，由他們主持，召開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我列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立三同志隨即離開中央，到莫斯科去了。三中全會後，形勢有所好轉。

　　我在特科的工作時間不長，大約只有三四個月，由鎮江回來不久，就到了中央軍委。當時中央決定，要加強軍委的工作，下面設立辦事機構。中央軍委設總政治部、參謀部、武裝工農部、軍務部、經理衛生部（即後勤部）、士兵運動委員會等。各省軍委也相應設立這些機構，只是把部改稱處或科。我到軍委，仍然作恩來同志的助手。

　　我的工作變了，住址也隨著變動。這年的九十月間，我搬到四馬路跑馬廳西北不遠的一個弄堂裡。這裡是一幢小樓。這時，我們的女兒出生了。我們一家人住在樓上，樓下是房東，歐陽欽同志夫婦住在廂房。歐陽欽這時也在軍委工作。這個地方條件好，靠近繁華地區，也靠近中央機關。做地下工作，能靠近熱鬧地區就很有利，成夜不斷人，活動方便，一旦遇到敵人，也容易擺脫。有一次，遇到叛徒盯梢，我在人群裡一擠，然後進了百貨公司，上了電梯，發現那個叛徒也跟上了電梯，於是我就向人多的地方擠，又上了電梯，這樣，三轉兩轉，就把那個叛徒甩掉了。要是在人少的地方，就麻煩了。

　　在這裡住的時間也是三四個月，春節過後，我們又搬到法租界一幢小洋房裡。這是幢三層樓房。我們一家住二樓，三樓是李富春、蔡暢同志夫婦，樓下作會客室。

　　做地下工作，經常要搬家。這可是件苦事。搬家要另租家具，另找鋪保，熟悉環境，又要重編一套掩護自己身份的理由。總之要處處小心，以免稍有不慎，暴露自己，招致危險。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又不得不經常搬家。到軍委工作不久，我和劉伯承、葉劍英、傅鐘、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譯條令的問題。恩來同志對此也很贊成。當時，江西前線不斷傳來我軍勝利的消息。我們認為，翻譯一本蘇軍的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對前線會有所幫助。伯承、劍英、傅鐘、李卓然同志都是由蘇聯學習回來的，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俄文基礎。所以，組成兩個攤子，由伯承、劍英同志負責翻譯步兵戰鬥條令；由傅鐘、李卓然同志負責翻譯政治工作條例。軍委從各方面給予支持。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這兩本書都翻譯出來了，並送到了各個根據地。這就成了我軍的第一個條令和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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