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8)

一八

　　第五，沒有組織有效的後勤保障。象吃飯、彈藥供應等等都沒有計劃和措施，也不注意佔領和利用財政機關，起義軍攻下中央銀行後放火把它燒了，致使起義隊伍連買小菜的錢也沒有。

　　第六，肅反不徹底，尤其沒有注意把反革命頭子抓起來，致使他們能逃到河南，勾結帝國主義，調動部隊，鎮壓革命。抓了一百多個反革命分子，沒有及時鎮壓，撤退時沒有人管，全部跑了。

　　第七，沒有破壞粵漢線和廣州到三水、廣州到九龍的鐵路，致使敵人能通過鐵路線很快地調集部隊，向廣州反撲。

　　第八，沒有組織有力的偵察工作。兩天裡面，除了起義領導人直接觀察瞭解情況而外，沒有接到一個敵情報告，以致敵人把觀音山的警戒部隊打垮，快要衝到指揮部了，指揮部還沒有發現，險遭不測。

　　第九，沒有明確的俘虜政策。起義中俘虜的步兵、炮兵在一團人以上，都是些北方窮人，經過教育，大部分表現較好，願意幹革命，但沒有派人去領導指揮，致使我們撤退後，這部分俘虜又回到了敵人那裡。

　　第十，戰術、技術上也沒有適當措施，繳獲的炮和機槍，除了幾個朝鮮同志而外，沒有注意組織懂得的同志來操作使用，以致這些武器大部分沒有發揮作用。起義軍也不懂得巷戰，只知道在街上與敵人硬拼，不知道利用房屋掩護，殺傷敵人，反而加大了自己的傷亡。

　　今天看，這些經驗教訓，只是決定起義成敗的大小和快慢問題，還不是決定起義成敗的關鍵問題。從根本上說，當時正處於革命低潮，起義沒有徹底勝利的可能。但廣州起義，仍然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是繼南昌和秋收起義之後，我們党領導中國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又一次英勇的反擊，又一次以革命的武裝反抗武裝的反革命。它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囂張氣焰，鼓舞和鍛煉了革命人民的鬥爭意志。廣州起義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武裝鬥爭的偉大起點。正是從這三大起義開始，我們有了自己的武裝，通過武裝鬥爭，走上了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道路。

　　廣州起義失敗後，在香港我和葉劍英等同志多次議論過，廣州起義究竟應不應該搞？我們一致認為，當時教導團已經暴露，張發奎正調兵遣將，準備對教導團下毒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所作為，坐以待斃，也是不對的。因此，如果在廣州我們搞一個兵變，發動了突然襲擊之後，迅速地把起義部隊從城市拉出來，轉移到農村去發展遊擊戰爭，這樣做，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確的。

　　至於「六大」決議中說，廣州起義是所謂「退兵時的一戰」。我對這個說法有保留。革命處於低潮，我們就應該退卻，做艱苦細緻的發動群眾的工作，重新積聚力量，爭取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幹嗎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來個退兵時的一戰呢！

　　※第六章　白區鬥爭

　　§在香港廣東省軍委

　　在香港，因為兼省軍委書記的張太雷同志犧牲了，省委決定，由我擔任省軍委書記、省委常委。從此以後，在香港兩年多點的時間裡，我們堅持著艱苦而又複雜的地下鬥爭。

　　總結廣州起義的省委會議後，李立三同志以及後來的省委某些領導同志仍然受「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很大，在派遣同志到各地開展工作方面，又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首先是一九二八年一月，派周文雍同志去廣州。本來起義失敗後廣州黨的組織損失嚴重，需要派人去整理恢復和瞭解情況，這是完全應該的。

　　但那時廣州正處於血雨腥風之中，敵人殺紅了眼，到處搜查我們的同志。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頭露面，不引人注目的同志去，慢慢地逐步恢復。但李立三同志決定要周文雍同志去廣州，並規定任務是發動黨員和群眾，在廣州貼標語，撒傳單，以表示我們党在廣州仍有力量。周文雍同志是廣東省委委員、廣州市委委員，從一九二五年起長期在廣州從事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廣州起義時又擔任工人赤衛隊總指揮和廣州蘇維埃的人民勞動委員，在廣州可以說得上是「紅得發紫」的人物。派他去顯然是不合適的，無異是往虎口送肉。我曾經提出過意見，但李立三不聽。周文雍同志很勇敢，組織紀律性很強，沒講二話，就回到廣州。果然不出所料，到廣州不幾天，工作還沒有開展，他就和陳鐵軍同志一起被捕，二月間英勇就義。

　　周文雍、陳鐵軍同志被捕後表現十分堅強，在敵人的酷刑拷打和威脅利誘面前，始終堅貞不屈，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在刑場上還向群眾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然後宣佈舉行「刑場上的婚禮」。周文雍、陳鐵軍同志本來不是夫妻，陳鐵軍是以妻子的身份掩護周文雍工作的。當然，他們在革命工作中，長期互相配合，已經建立了感情，這是一種高尚純潔的愛情。真可以說是做到了離愛情于忠誠、勇敢、熱忱的革命鬥爭之中，應該成為我國青年追求真正愛情的典範。這二位同志我都熟悉，當我在香港報紙上看到他們英勇就義的消息和在刑場舉行婚禮的照片時，被他們的高尚革命情操深深感動。我把那段消息和照片剪了下來，一直珍藏著，作為對戰友的懷念和對自己的激勵。恩來同志三四月份來香港時，我給他看了這張剪報，他也和我一樣，對兩位烈士充滿了崇敬與懷念之情。可惜，這張剪報連同別的一些文件，在抗日戰爭中日寇「掃蕩」時丟失了。

　　李立三同志走後，省委負責同志又先後把張善銘、趙自選同志和省團委書記區夏民（女）同志派到東江去，也都被捕犧牲。顏昌頤同志是湖南人，不懂東江話，由上海派到東江，也負了傷回來。李碩勳同志，即現在水電部李鵬同志的父親，大革命時期搞青年團工作，曾在黃埔軍校工作過，南昌起義時任過二十五師黨代表，後在江蘇省軍委工作，一九三〇年來到香港後，省委派他去海南島工作，在海口市就因為口音問題而被捕犧牲。類似的情況還不少，這是一種慘痛的教訓。「欽差大臣滿天飛」，已經多次被證明是錯誤的，不僅不必要地犧牲了許多同志，而且他們剛到一地，不瞭解情況，一般不可能提出正確的主張，但又要指手劃腳，這就不會有好的結果。開始時不斷向東江派人，我就是不同意的。

　　我和一些同志在省委提出，東江那裡有彭湃同志在，他很熟悉當地情況，既搞農民運動，又指揮軍事鬥爭，一般問題都應該由他在現地決定，如果省委有什麼指示，可以派交通去傳達，不應該派負責同志去，以免不必要的犧牲。但從李立三開始，省委的某些領導同志大多聽不進去。以致彭湃同志在時和彭湃走後仍接二連三地犧牲了許多同志。那時候，在建立根據地和在教導團的使用方面，也是有許多教訓的。起義失敗後，經過花縣撤向海陸豐的部隊，以教導團為主，加上警衛團、炮兵團、黃埔軍校教導營、工人赤衛隊的部分同志，編成了紅四師（師長葉鏞，黨代表王侃予），到達海陸豐以後與紅二師（師長董朗，黨代表顏昌頤）會合，由彭湃同志領導。這兩支部隊本來是企圖在海陸豐和東江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可是使用不當，盡讓他們到處硬打硬拼，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勝利，但自己的損失很大，實力逐漸消耗掉了，實在可惜。

　　葉劍英同志和我曾建議，鑒於教導團經過基層軍官訓練，軍政素質都比較好，應該設法讓他們經贛南逐漸向朱、毛靠攏，一路上可以擴大根據地和紅軍的力量，到井岡山會合後，又可以作為幹部使用，讓他們去訓練部隊帶兵打仗，那作用就會大得多。即使讓他們留在當地，也不應該再去硬打硬拼，而應該讓他們去發動與組織農民，開展遊擊戰爭，以保存和發展力量，等待有利時機。但省委沒有接受這個意見。在建立根據地方面，彭湃同志革命熱情很高，決心很大。大革命時期，他對海陸豐地區的農民運動是有傑出貢獻的，但當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候，仍急於想在東江地區搞出個局面來。開始極力想在海陸豐搞個根據地，沒有搞成。又被迫轉到大南山、大北山，還是沒有搞成。基本原因是兩個，一是敵我力量過於懸殊。那時廣東地區軍閥部隊雲集，處在革命低潮的形勢下，我們很難招架。二是海陸豐、大南山、大北山地區的地形不利，地方就那麼大，人就那麼多，加上交通方便，又局處海濱一隅，幾乎沒有什麼活動餘地。正因為這樣，在優勢敵人的圍攻下，我們的根據地先後丟失，紅二師、四師部隊基本被打散，損失很大。到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間，彭湃同志也被迫離開了東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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