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7)

一七

　　整個教導團的起義行動是由葉劍英同志指揮領導的，但當時他已不兼團長。我到教導團時沒有碰到他。而是碰到了當時的團長，名字忘了，是河南人，保定軍官學校的。我對他說，現在情況緊急，再堅持下去已不可能，總指揮部命令立即經花縣向海陸豐方向撤退。教導團是一支經過良好訓練的部隊，也比較集中，行動迅速，得到命令後，馬上集合撤退，保持了完整建制的一千二百餘人，退到了花縣。十二月十六日，在花縣進行了整編，和其他跟著出來的零星人員，組成了一個師。以後，又轉到了海陸豐。

　　工人赤衛隊就不同，隊伍多數分散在各區作戰，通知到就很不容易，隊伍又難以集結。有些聯隊好一些，有的聯隊就很混亂，或者沒有通知到，或者難以組織撤退，最後，在與敵人巷戰中受到嚴重損失，被捕的同志全都遭到殺害。工人赤衛隊受的損失最大。

　　到了十三日，整個廣州就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失敗之後

　　起義失敗以後，敵人進行了瘋狂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軍警滿街搜捕，聽講話不是廣東口音的，抓住就殺，甚至連問都不問，看你不象本地人就殺。有些人在街上過，想看看熱鬧，也被殺害了。據後來看到的書報記載，十二月十三日以後的五六天時間，敵人枉殺廣州人民多達五千七百多人。看，反革命對革命人民是多麼殘忍啊！

　　白色恐怖極其嚴重，在街上活動異常危險。我在安排了部隊撤退之後，天已很晚，就往八旗會館附近住地走，在路上碰到商團搜身，把我的一支鋼筆搜走了，因為不會廣東話，只有不吭聲。回到住地，天還沒亮，沒有敢叫房東的門，怕引起人家懷疑，就坐在樓梯口等。直到天亮，房東開門之後，我才大大方方地上樓。房東說，你起得這樣早呀？我說，是啊，不知道街上發生了什麼事，出去看了看。

　　我在住地呆了三天之後，才回到香港。楊劍英同志在我之後也回到了香港。

　　到達香港的時候，也是很危險的。敵人搜身很厲害，發現你身上有紅線頭，就說這是佩帶紅帶子留下的證明，就把你抓起來。而我的紅帶子，藏在衣服口袋裡，一起裝進了箱子。到了香港，敵人檢查了箱子，沒有查出來。等我回到旅館，整理衣服時，發現紅帶子還在，又躲過了一次危險。

　　到香港不久，找到了省委機關，找到了黃錦輝。剛到的幾天，我們收容了一批從廣州轉來香港的同志，作了妥善安置。

　　廣州起義失敗後不多久，李立三同志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到香港，處理善後事宜。這個同志思想一貫「左」得厲害。這次，他仍以「左」的錯誤思想來指導工作，不但沒有能認真總結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未來鬥爭的正確方針，反而使革命繼續蒙受損失。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省委要我到韶關地區去通知朱德同志（這時他化名叫王楷）率領的部隊：廣州起義已經失敗，要他們不要再來廣州，而是向湘南轉移，以免遭受損失。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他們原定也是要來廣州參加起義的。韶關地區當時在雲南軍閥范石生的控制之下。我到了韶關的馬壩（即曲江），一打聽，朱德同志他們已經向粵北、湘南方向撤退，又追了一陣，仍然沒有追上，我就回來了。原來朱德同志早年在雲南講武堂畢業後，曾在滇軍裡面工作過，與范石生早就認識。在韶關附近時，曾得到過范石生物資上的一些接濟。廣州起義失敗，范石生怕牽連自己，又表示不忘舊誼，通知朱德同志趕緊帶隊伍離開韶關地區。所以他們得以及時轉移。

　　我一回到香港，李立三又要我去追教導團，通知他們向海陸豐轉移。我對這一路不熟悉，又不懂廣東話，這一路是起義軍撤退的主要路線，敵人戒備一定很嚴，危險太大。而且我說明，原來就已經通知教導團向海陸豐撤退，沒有必要再去通知。但李立三仍然堅持要黃錦輝去。結果，錦輝同志在花縣附近被捕犧牲，他是廣西人，黃埔一期的學生，畢業後就在廣東區黨委軍委給恩來同志當秘書，我們在一起共事，北伐戰爭時，他留在廣州。這次為了一個不必要的任務，犧牲了一位好同志，使我心裡甚為難過。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省委在香港召開會議，全面檢查廣州起義問題。參加會議的人相當多，我記得的有張善銘、惲代英、周文雍、陳郁、黃平、吳毅、楊殷、鄧發等同志。當時張善銘雖然是省委代理書記，但實際上是李立三主持會議，他獨斷專行，把起義說得一無是處，完全抹殺了同志們的革命熱情和大無畏的英勇獻身精神。他指責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領導犯了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的錯誤，在關鍵時刻動搖，對起義指揮不力等等。會上，許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見，有的還舉出「巴黎公社」的例子，要他正確對待這次犧牲了幾千名同志的群眾起義。但李立三根本聽不進去。最後，他採用了懲辦主義，決定處分大批同志。與會同志堅決反對他這種蠻不講理的態度，我也感到非常憤慨。

　　會後，李立三同志自己擔任了省委書記，並把處分決定上報給中央。中央也認為這種做法不妥，于同年三四月間派恩來同志來到香港，重新處理這件事情。恩來同志到後就召開省委擴大會議，他全面分析了廣州起義的歷史意義，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與經驗教訓，對有錯誤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評，並宣佈原來的處分決定無效。大家認為恩來同志是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省委根據恩來同志的意見，又重新作了一個決議，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評。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幾個月之後，這件事又鬧到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雖然大會對廣州起義作了專門決議，稱之為與「巴黎公社」有同樣的價值，每年十二月十一日，全黨要發動工農兵群眾去紀念它，研究它的教訓。但王明卻在這次會上對起義橫加指責。起義時他不在廣州，竟指手劃腳洋洋萬言地寫了一個《廣州暴動紀實》。他不加分析，說葉挺起義前夕才到廣州是失職。葉挺同志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到了日本，住在基督教辦的青年會那裡。我們得知同住在青年會裡的有薛岳的弟弟等。我就叫葉挺的老女人到日本去一趟，通知葉挺趕快離開日本，否則有危險。「六大」前，葉挺同志奉命趕到了莫斯科，本來是想去把情況說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聽他的申明，不看他的報告，一味地批評指責。葉挺受了委屈，一氣之下，離開了莫斯科，脫離了黨，到德國流亡去了，直到抗戰開始，才重又回國參加革命。

　　廣州起義的歷史意義和經驗教訓是值得認真總結的。

　　廣州起義失敗以後，一九二八年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總結了起義失敗的一些具體教訓。概括起來，大致有這樣一些要點：

　　第一，事前沒有充分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去發動群眾。起義爆發之後，甚至不少黨員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第二，指揮機構不健全。葉挺雖是總指揮，實際上只能指揮我們所掌握的部隊，對工人赤衛隊就很難實施有效的指揮。這樣大的一次起義，沒有有效統一的指揮，是很難取得勝利的。

　　第三，起義時沒有佔領郵電局，沒有把郵電系統控制起來。結果，我們已經差不多佔領了整個城市，敵人卻仍能利用郵電通信工具調動部隊來進攻我們。

　　第四，沒有退卻與撤退方案。當遭到敵人強大部隊反擊，不撤退就要被消滅時，匆忙退卻，秩序混亂，以致連繳獲的大量武器，象大炮、機槍、幾百箱子彈等，不僅沒有帶走，甚至也沒有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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