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9)

一九

　　後來，他在上海遭敵人逮捕英勇犧牲。經過艱苦轉戰，其餘勉強保存下來的很少一點力量撤到了豐順附近的大山裡面，才得以繼續在那裡堅持鬥爭。很明顯，在東江地區建立根據地，應該向東江北部地區發展，向朱、毛靠攏。從李立三起，以致後來的省委領導，都沒有認識這方面的問題。後來，在中央根據地，在延安，我向毛澤東同志談起這些問題時，毛澤東同志說，彭湃是個好同志，但他過於輕敵，以致遭受失敗。關於教導團，他說，真是太可惜了，那時我們正缺少基層幹部，寫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來，如果這一千多人能到井岡山來，那可解決大問題了。

　　我們在廣東的另一個根據地，海南島的瓊崖根據地，就有所不同。海南起義是一九二七年的十月份，起義後組成了紅三師，一九二八年我們也向他們那裡派去些幹部。領導那裡鬥爭的是楊善集、馮白駒等同志，他們的部隊大部分是當地人，群眾基礎好，以五指山、黎母嶺為根據地。這兩座都是大山，山高、路險、林密，活動範圍很大。那裡不是敵人的重要地區，雖然也想消滅我們，但使用的兵力不是很大。所以，搞過來搞過去，敵人始終沒有能把它搞垮。抗日戰爭中海南根據地發揮了很大作用。解放戰爭末期，我軍渡海作戰，他們起了積極接應的作用，為海南島的順利解放作出了很大貢獻。海南根據地紅旗幾十年不倒，有良好的地形條件作依託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當然最重要的是政策正確，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支持。

　　我在香港的時候，廣西黨的各項工作，受廣東省委領導，一九二九年我們党領導了廣西的百色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撤退到香港的有一批廣西來的同志，廣東省委指示由朱錫昂、俞作豫等同志率領，分批返回廣西開展工作。一九二九年春爆發了蔣、桂軍閥戰爭。蔣介石想利用桂系內部的矛盾，派閒居在香港的俞作柏（是俞作豫同志的親哥哥）回廣西擔任主席，派李明瑞任廣西省綏靖主任。俞、李兩人是姑表兄弟，都與俞作豫同志關係很好。於是我們決定利用這個有利時機，在廣西大量發展力量，開創新的局面。為了加強對廣西的工作，中央於一九二九年夏天，一方面派賀昌同志來到香港，擔任廣東省委書記，以加強領導。另方面還直接派鄧小平同志到廣西領導全盤工作。

　　小平同志途經香港時，我們曾向他介紹了廣西的情況。從此以後，開展廣西工作，向廣西派人，成為我們軍委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們先後派了張雲逸、葉季壯等同志和徐光英、龔楚、何畏（這三個人後來都叛變了革命）等人去廣西。何畏作聯絡工作，來往於廣西香港之間，所以，省委對廣西的情況是很清楚的。

　　我們利用時機，力量不斷有所發展。是年秋季，蔣、桂戰爭告一段落，李宗仁、白崇禧率部返回廣西進行鎮壓，於是鄧小平、張雲逸、韋拔群、俞作豫、李明瑞等同志領導一部分在我黨影響下的軍隊，發動了百色起義，以後又舉行了左江龍州起義。起義部隊編成了紅七軍，張雲逸同志任軍長，鄧小平同志任黨代表。俞作豫同志一九三〇年被捕犧牲，在香港時，我與他曾有接觸，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對廣西工作的開展和左、右江起義是有重要貢獻的。李明瑞同志在廣西參加了我們黨，隨紅七軍到了中央根據地，即任紅七軍軍長。

　　在香港，我們還經常開辦幾十人到百人左右的訓練班。到訓練班講軍事課，也是我們軍委的工作內容之一。開始是廣州起義失敗後在香港收攏的同志，以後是培訓兩廣各地來的同志。鑒於廣州起義時我們的同志普遍不懂軍事技術和戰術，訓練班就把學習軍事作為一項重要內容，以便回去後好開展武裝鬥爭。我是軍委書記，所以經常去訓練班講課。為了講課和總結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經驗教訓，我對太平天國的一部野史作了些研究。那時葉劍英同志對此興趣也很大，他也讀了那本書。我們在一起評論太平天國的成敗得失，覺得他們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打到哪裡，「呼嚕」一下子就過去了，不鞏固佔領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據地。我講課的時候，引用了一些太平天國的例子，但更主要的是講了黃埔軍校、北伐戰爭的經驗，以及南昌、廣州起義的經驗教訓。

　　除了軍委的工作以外，我還根據省委指示做了一些別的工作，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下面幾件事：

　　跟別的同志一起，辦了一個《香港小日報》，宣傳黨的主張。報紙的經理是葉季壯同志，對外聯繫打交道都是他出面。總編輯是周天洛，浙江人，外號叫「小鬍子」。這個人後來被捕變節，在胡宗南那裡做事，抗戰勝利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在上海被他們自己的人殺掉了。除葉季壯、周天洛以外，做具體工作的主要是陳複同志。報紙是公開發行的，為了避免引起敵人懷疑，報上的文章，內容儘量含蓄，以灰色面目出現，有的時候，在無關大局的問題上，還講幾句香港當局愛聽的話，但總的方面仍然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替工人、農民、勞苦群眾說話，批評時弊。日子一久，引起敵人的警覺，認為這個報紙是有背景的。所以辦的時間不長，大約只有一年左右，就被查封了。

　　另一件是一九二九年的「五一」節遊行活動。當時鄧發同志是香港市委書記，這次遊行的總指揮也是他。省委決定，我也到現場，參與組織指揮。這一活動是根據中央命令進行的。「六大」以後，向忠發當了黨中央總書記，但他不起多大作用，實際上是李立三在中央掌權。那個時候，每逢「五一」節，我們黨總要在城市組織遊行示威，這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條件，能搞則搞，不能搞則不要勉強。這次李立三卻下了死命令，要香港一定得搞「五一」活動。

　　那時香港的工人運動正處在低潮，雖然我們在各區都有些力量，但很多是參加省港大罷工回來的工人，好不容易剛找到了工作，才安定下來。有些是參加廣州起義倖存下來的骨幹，他們分散在各區，成為黨的基本力量。「五一」那天，我到遊行隊伍集結的地點一看，來的都是些骨幹，有的還是區委的負責同志，差不多是清一色的黨員和幹部，沒有什麼群眾。我一看不行，就找到了鄧發同志，一起到附近茶樓裡，以喝茶作掩護進行交談。

　　我對他說，今天這個遊行不能搞，你看全是黨員和幹部，一搞遊行就全部暴露了，只能便宜了香港帝國主義，對敵人來說，這倒是動手的好機會，可以把我們一網打盡。我們這些骨幹一損失，以後香港黨的工作還怎麼做！我的意見是立即停止，把人打發回去。不過，這是我個人意見，你是總指揮，決心由你下。鄧發同志也看到了這個情況，知道不對頭，表示同意我的意見。他說，不搞是對的，但這是中央的命令，怎麼向中央交代呢？我說，你是總指揮，當然該由你去報告了。他說，那不行，這是你的意見，還是你去報告。我說也行，只要相信是做得對的，誰去報告都可以。於是就決定下來，鄧發同志去把集合起來的人都打發回去了。

　　事後，我到了上海向中央報告。李立三不跟我談，他叫向忠發跟我談。因為過去有好多事情意見不一致，李立三知道他跟我談是要吵架的。向忠發一見面，就批評我取消「五一」遊行示威是「臨陣脫逃」。我說，好大一頂帽子！作戰有進攻也有退卻，要根據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等實際情況來決定。只講進攻，不講退卻，好的指揮員從來不這樣做。我們這一點點力量，是好不容易積聚和保存下來的，香港工人鬥爭目前暫時處於低潮，靠少數黨員骨幹盲目示威，一下子這一點力量被敵人一網打盡，這對党有利還是對敵人有利，這樣簡單的道理難道還不清楚！你們這樣做法，是為了交卷，而不顧黨的損失，這會使香港的黨組織全軍覆沒的，我堅決反對。向忠發原來是個駁船工人，「六大」時選他做党的總書記，完全是唯成份論，一九三一年他被捕叛變了。他跟我談，也說不出個道理來，吵了一通，我沒有接受他的批評，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二九年十月底我奉命代表省委到東江特委巡視工作，總共歷時約一月左右。省委派了一位姓周的同志陪我去東江，這個同志很年輕，廣東本地人，既勇敢又機警，是位很好的同志。可惜記不起他的名字了，以後在白色恐怖下搞電臺工作時犧牲了。因為我不懂廣東話，一路上我什麼也不說，全由他照料。十月底我們從香港動身，先到了潮安，等當地交通接應，在潮安住了兩天，後來在路上又走了兩三天，順利地到達東江特委。特委住在豐順一個大山裡面，生活很艱苦，就在山坡上搭了幾個草棚棚住。整個特委也沒有幾個人，特委委員大約只有五六個人，連工作人員也不過十幾、二十個人左右，機構很不健全。特委書記是林道文同志，海豐人，他一天要工作十六七個小時，從不叫苦。常委賀尊導同志，他是大埔人，管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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