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5)

一五

　　※第五章　廣州起義

　　§起義之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到廣東省軍委工作。當時省軍委只有黃錦輝和楊劍英同志，省軍委書記記得是張太雷同志兼的。

　　我到省軍委時，中央已經指示省委組織廣州起義。所以，我一到省軍委就投入到起義前的準備工作中去了。

　　對應不應該起義，起義應該採取什麼方式，起義前，省委是有爭論的。大體上在香港的時候，對應不應該起義爭論比較多；到廣州以後，則對起義的方式爭論比較多。

　　我和黃錦輝同志等是不同意起義的。因為我們認為，當時全國革命形勢正處於低潮，廣州的形勢也是如此，對起義很不利，想利用兩廣軍閥的內部矛盾，奪取廣州，組織全國蘇維埃，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討論中，我和黃錦輝反復說明了這些意見。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只隔三天，廣州就發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變。我們党的許多同志被捕殺，進步群眾組織遭破壞，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摧殘。在廣州最有威信的省港罷工工人，已經大部分被迫回到了香港。廣州的主要工會，象機器工會等掌握在黃色工會領袖手裡，我們能領導的只有印刷工會、汽車司機和手車夫工會等，人數不是很多。

　　在農民運動方面，除海陸豐而外，廣州周圍地區農民運動的基礎並不好。學生和一般市民，也因為白色恐怖嚴重，革命熱情大受影響。在軍事方面，李濟深、張發奎、黃紹竑、薛岳、李福林等幾個軍就在廣州附近地區，雖然當時粵系內部和粵、桂兩派軍閥之間，為奪取廣東地盤而正在爭鬥。但一旦舉行起義，他們必然會掉過頭來，一致對付革命，那我們無論如何是應付不了的。這些都是明顯的事實。

　　當然，那時對發動廣州起義，也有某些有利因素。比如，黃琪翔帶著張發奎的幾乎全部軍隊，與掛系黃紹竑的軍隊在西江地區對峙著，廣州市內敵人兵力空虛，只有張發奎的教導團、警衛團、炮兵團、軍部機關和一些保安隊等；李福林的第五軍，在珠江河南，是一支土匪部隊，戰鬥力不強；張發奎的教導團，前面說了，是以武漢分校為基礎組成的，是由葉劍英同志領導掌握的，我們黨在那裡有深厚的工作基礎，全團一千三百多名學員和教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靠攏黨，同情工人階級和土地革命，有一百多名黨員在裡面起骨幹作用，而且教導團訓練有素，戰鬥力比較強，可以成為起義軍的主力；警衛團是張發奎到廣州後招募一些人新組建的部隊，人數比較少，裡面也有我們黨的部分力量；工人力量雖然受到削弱，但後來起義時，我們仍然組織了近三千人的工人赤衛隊。這些都是有利因素。

　　但兩相比較，顯然不利因素要大得多。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們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個教導團，組織這樣大的一個起義，光靠一個團怎麼能行呢！所以，有的省委委員在討論中也不同意舉行起義。但廣州起義是中央決定的，不同意見只是說說而已，起義準備工作仍在積極進行。省委同志陸續離開香港，到廣州集中。我們軍委的同志，黃錦輝先走，我與楊劍英大約在起義前個把星期來到廣州，與黃錦輝會合後，即投入到緊張的準備工作之中。

　　在廣州，起義前我參加了幾次會議，研究起義怎麼發動的問題。當時，共產國際派了代表來指導起義。為首的是德國人諾伊曼，是個「欽差大臣」，也是個十足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者。他不懂得軍事，沒有實戰經驗，連打敗仗的經驗都沒有，對中國的情況和廣州的情況全不瞭解，又聽不進我們的意見，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國城市暴動的模式。在舉行起義的方式上，他主張象當年列格勒那樣，舉行總同盟罷工，從罷工發展為示威遊行，進而形成城市暴動，奪取政權，成立城市蘇維埃。我們提出不同意見，說明這個辦法不行，中國的情況同當年俄國的情況不同，廣州工人的主要力量不在我們方面，搞不到多少人來示威遊行，又處於革命低潮，示威遊行即便搞起來，也不會有多少人響應。對發動起義的時間，諾伊曼竟主張白天搞。我們建議還是晚上搞，趁敵人警戒稍微鬆懈的時機，來個突然襲擊，首先佔領敵人的軍事機關，成功的可能性比白天大。但對這些，諾伊曼都聽不進去。

　　還有一個蘇聯人叫霍希思特，是位將軍。他不公開露面，在蘇聯領事館裡實施幕後指揮。起義失敗後，張發奎抄了蘇聯領事館的家，霍希思特將軍被捕後犧牲了。

　　當時領導起義的以張太雷同志為首的省委一些同志，象惲代英、陳郁、張善銘、周文雍等同志，很勇敢，革命熱情都很高，但缺乏軍事知識，沒有武裝鬥爭經驗，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諾伊曼等國際代表說了算，對領導起義的部署，作戰指揮等都是考慮不周的。

　　在起義前，我和黃錦輝除了參加有關的會議以外，主要是對各方面進行聯絡，瞭解情況，籌劃解決軍火等。我到廣州以後，就在八旗會館對面租了老百姓一間房子，作為軍委的聯絡點。楊劍英同志就留在那裡，不參加別的工作，專門負責同各方面接頭。

　　起義的日期，原定是十二月十三日，後來，被迫提前了。所以，一方面整個起義顯得很倉促，另方面也把諾伊曼的那套錯誤計劃給打破了。被迫提前的原因，是我們運手榴彈的行動暴露了。

　　起義用的手榴彈，是在鄉下用手工製造的，然後分散運到城裡大北街的一家米後存起來。運輸時用米袋把手榴彈混在大米裡，偷運進城。過去黃花崗起義，也是用的這個方法，被敵人查覺。這次，由於我們鬥爭經驗不足，方式不密，也被敵人的崗哨發覺。隨之，存放手榴彈的米店也暴露了。

　　米店被破獲的消息，第二天報上就登載了。而這家米店既是我們起義用的武器轉運站，又是我租老百姓房子的鋪保。起義的時間還沒有最後定，我的鋪保就發生了問題。房東問我怎麼辦，前面說了，我租的這間房子是我們軍委的聯絡點，不能輕易放棄。我就對房東說，你看怎麼辦，我是外江人，找了本地的鋪保，是經過朋友介紹的，沒想到，他們出事了，我有什麼辦法呢？你叫另找鋪保，我哪裡去找。他說，要沒有新的鋪保，得先交五十元港幣作押金。這是乘機敲竹槓。為了機關的安全，我就同意了房東的要求。

　　米店的暴露，給了敵人一個準確無誤的信號。同時，我們得悉，敵人通過別的渠道，也已經大體上知道我們要在廣州舉行起義的計劃。張發奎急急忙忙給黃琪翔下令，企圖把軍隊從前線調回來，還下令另調一部分軍隊向廣州集中。十二月十日，張發奎宣佈在廣州實施特別戒嚴令，準備立即繳教導團的械。形勢萬分緊迫，起義指揮部不得不迅速決定，起義提前到十二月十一日淩晨發動。

　　起義被迫提前，一切都很倉促。宣傳、組織工作都很薄弱。除了教導團組織比較嚴密，能迅速行動以外，預定要參加起義的人，臨起義時有的還沒有通知到，有的接到通知的手車夫工人甚至說，我的車還沒有拉完呢。有的互相問，開會了沒有，究竟怎麼辦？領導指揮方面，也很倉促。葉挺是預定的起義軍軍事總指揮，起義前的幾個小時——十二月十日晚上才趕到廣州。雖然，要葉挺晚到，是組織上有意安排的，是為了保護他的安全，但由於提前起義，這就顯得太匆忙了，他是在連什麼情況都不清楚的狀態下，來指揮起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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