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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失利之後

  敵人襲來,在流沙附近打響以後,部隊很亂。二十四師撤下來的部隊,與革委會的人混在一起,各單位插得稀爛,一個成建制部隊也找不到,想調挺機關槍也沒有辦法,有了槍管找不到槍架,真是一片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我和葉挺始終跟著恩來同志。最後只剩下我們幾個人,路不熟,又不懂當地話,幾個人總共只有一支小手槍,連自衛能力都沒有。多虧彭湃同志在這裡有工作基礎,農民對我們很好,沒有發生意外。

  我們設法找到楊石魂同志,他是當地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我們過去就相識。我對他說,你對本地情況熟,可不能離開我們,我們幾個連本地話都聽不懂,你得想辦法把我們護送到香港,沿途的關係你也熟悉。楊石魂同志很好,滿口答應下來,此後便同我們一起行動。

  我們轉移到離流沙不遠的一個小村子,晚上,楊石魂同志找來一副擔架,把恩來同志抬上,然後轉到陸豐的甲子港。在這裡,他又找來一條小船,送我們出海。

  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裡躺下,艙裡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裡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後,楊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聯繫,把恩來同志安置下來治病,以後他就走了。

  楊石魂走時,我們匆忙中沒問清與省委聯絡的暗號。我和葉挺去省委機關接頭,由於不清楚接頭的辦法,穿著也不象樣子,機關的同志不曉得我們是什麼人,不與我們接頭。我們不敢在街上活動,連飯館也不敢進,就找了一個小飯攤,買了兩碗飯和一點廣東臘腸,匆匆忙忙吃完就走。到哪裡去呢?沒辦法,只好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買了衣服、鞋子,換了換,又洗了澡,理過發,這才敢上街活動。

  這裡有個笑話,我那個時候沒有經驗,不知道要帶些錢,身上分文沒有,怎麼生活呢!葉挺同志有經驗,他身上帶著很多錢,腰裡纏了許多票子。有一回,他掏出一張一百元的港幣買東西,商人一看,說這張票子是假的。葉挺一聽生氣了,拿過票子,幾下就撕碎了。我把他拉到旁邊,低聲說,老總呵,你怎麼這樣幹呢?人家看你這樣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隨隨便便扯了,不懷疑我們嗎!他解釋說,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懷疑我用假票子,找來警察不就更麻煩,我扯了,就沒事了。說著,我們就趕快離開了那裡。

  後來,我倆又重新調換了旅館,改變了裝束,這才開始同組織聯絡。

  葉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把家屬從上海接到香港。我獨身一人,活動很方便。同省委接上關係後,我就調到廣東省軍委工作。

  南昌起義的主力,在湯坑、流沙受了挫折,但是,十一軍的兩個師,由於黨的工作基礎強,並沒有潰散。二十四師余部在董朗同志率領下,到了海豐,和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開闢和堅持了海陸豐根據地。關於二十五師的情況,在我抵達香港不久,二十五師的楊心餘來到香港,他向我彙報起義失敗後這個師的情況:他們退到武平時,遭到錢大鈞的第十八師追擊,我軍本來佔優勢,但師長下令退卻,退卻行動又計劃不周,損失很大。這時部隊還有一千五百多人,一千五百多支槍。退到信豐,部隊疲勞已極。由我們派出追趕部隊的趙自選同志又沒趕到。

  周士第等一些師、團幹部先後離隊(周士第同志不久來到了香港),有些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也自動離隊。面臨這種困難和混亂的情況,朱德同志非常堅定,他把部隊改編為四個支隊,並對大家說:「如你們不願繼續奮鬥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八支槍,我還是要革命的。」我聽了這個情況,對朱德同志深感欽佩。同時,又為他擔憂,怕部隊失去控制而潰散。我立刻把這些情況,向中央軍委寫了報告,並建議軍委,要二十五師進入湖南,與當地農民運動會合,以圖發展。後來,這支部隊在朱德、陳毅同志率領下,艱苦轉戰,經過贛南到達湘南,發動了湘南起義,最後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同志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成為井岡山的主力之一。

  總起來說,南昌起義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標誌著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開始,從這時起,誕生了中國人民自己的軍隊。我們的很多幹部,也從南昌起義的實踐中獲得了進行革命武裝鬥爭的經驗及其有益的教訓。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回頭來看,南昌起義也是有深刻教訓的。

  首先,南下廣東的戰略方針就錯了。廣東有什麼特別好的條件非回去不可呢?沒有,並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條件。廣東人民曾在反帝反軍閥的各種鬥爭中,發揮過偉大作用,但是,從「四一五」反革命事變以後,廣東的工農群眾,特別是省港罷工工人組織,受到嚴重鎮壓,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殘,作為北伐根據地的廣東已經變色了。當時計劃以廣東為根據地重整旗鼓,再來一次北伐,處於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總形勢下,那是不現實的。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是就戰術方面講的,而戰略上錯了,就會造成嚴重的損失,南征失利,就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起義勝利後,如果不快走,是否就有被包圍消滅的危險呢?我看不會這樣。事實上,形勢並沒有這麼嚴重,敵人也沒有那麼厲害。就敵情來說,一個是朱培德的第三軍,一個是程潛的第六軍,再就是張發奎的剩餘部隊,總共就這些力量。程潛的第六軍,主力沒有在南昌附近,在南昌只有其一個團;朱培德的第三軍已被我們消滅一部,餘部又很分散,要想靠攏來,需要一段時間,就是他集中起來,這支部隊戰鬥力也不強,容易對付;至於張發奎的部隊,我黨的力量很強,各團都有一些黨員和農協會員。這次除參加起義的部隊之外,他剩下的部隊就不多了,只有十二師和二十五師的七十四團,這兩個師中也有我們的不少同志。因此,張發奎的部隊也是不難對付的。

  為什麼一定要南下?當時還強調佔領海口,以爭取外援,今天看,這種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對頭的。

  本來,我們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贛農村地區,把我們的力量展開,面向農民,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我們就能夠推動土地革命,開展遊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當時國民黨內部並不統一,新軍閥互爭雄長,矛盾重重,只要我們善於利用他們的矛盾,是可以不斷消滅敵人,各個擊破他們的。當然,這只是現在的設想。實際上,當時我們既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沒有認識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農村工作很薄弱;另方面,起義軍的成分很複雜,沒有進行革命的改造,也不可能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因此,要這樣做事實上是辦不到的。

  雖然如此,但南昌起義的大方向,即用武裝鬥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只是由於我們黨還年輕,我們這些人也年輕,缺乏鬥爭經驗,特別是武裝鬥爭的經驗,因而,遭到挫折和損失是很難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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