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7)

七

　　二十年代初期，法國的工人運動還沒有形成嚴密的組織。在一個工廠裡，說罷工，一下子就罷了，罷工是常事，法共當時有個理論，說「罷工就是練兵」。碰到一些不滿意的事情，工人們商量一下，說罷就罷了，真正有組織的大規模罷工不多。留法的中國勤工儉學生，在工廠做工期間，可以參加工廠的工會，但不能參加示威遊行和涉及法國政局的活動，否則，當局就說你是干涉內政，就要把你抓起來。我們留法期間，雖然同法國工人混得很熟，但並不參加他們的政治活動。一九二〇年一月到一九二四年九月，我在法國和比利時勤工儉學四年零九個月。這一段的生活，在我頭腦裡的烙印很深，因為這在我一生經歷中，是完成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時期。革命的起點是永遠難忘的。

　　§在莫斯科的日子裡

　　我結束勤工儉學生活，離開法國，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因為國內我們党與孫中山先生合作得很順利，以廣東為根據地的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急需大批幹部。共青團旅歐區委根據這種情況，於一九二四年七月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改選了執行委員會，為選送幹部回國進行準備。

　　向國內輸送幹部，先是選送少數同志直接回國。更多的是有計劃地分批選調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一段，再回國參加鬥爭。

　　送骨幹去東方大學學習，從一九二三年就開始了。在我們之前，已經走了兩批，第一批是一九二三年三月，有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熊雄等同志；第二批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劉伯堅等同志就是這一批走的；我是第三批，同我一起走的，有李林、熊味耕、胡倫、范易、傅烈、穆青等同志，共二十多人。我們離開法國之後，其餘的同志也陸陸續續從巴黎轉到了莫斯科。李富春、鄧小平、傅鐘、李卓然等同志，分別于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先後到了莫斯科。在巴黎的時候，因為我們訂閱《共產國際通訊》和法共《人道報》等刊物，引起法國警方注意，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富春、小平等同志他們離開巴黎時，相當危險，他們的秘密活動被巴黎警察廳發現，要通緝他們，所以他們被迫離開了法國。

　　周恩來同志沒有到莫斯科去，由於國內鬥爭的迫切需要，也由於旅歐黨、團組織要他回國後向中央彙報情況，所以他是從法國直接乘船回國的。他走的時間是一九二四年的七八月間，比我們早一個多月。

　　我在法國、比利時等地生活將近五年。這五年中經歷過艱苦鬥爭，自己受到了教育和鍛煉，對環境也逐漸適應了，這裡有許多熟悉的戰友，法國的工人和法共同志對我們很好，這些給了我極好的印象。儘管如此，我還是日夜思念祖國，也嚮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當我們得知，經蘇聯學習後，不久就可以回國的時候，大家感到極度的興奮。恩來同志臨行之時，我們在一起喝了酒，為他送行。我們走的時候，留下的同志也開了熱烈的歡送會。

　　從巴黎到莫斯科，我們在柏林停留了一段時間，經過德國共產黨的介紹，分住在工人家裡。德國工人（很多是黨員）對我們非常熱情，他們許多人的住房並不寬敞，便把愛人、孩子打發到親戚朋友家裡，騰出房間安置我們。一九二四年前後，正是德國革命處於高潮的時候，希特勒還沒有上臺，還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當時的總統興登堡，想撲滅革命運動，可始終壓不下去。工人有自己強有力的組織，叫「紅色戰線」，晚上經常在大街上組織巡邏。他們穿著統一式樣的服裝，邁著整齊的步伐，高唱著國際歌，雄赳赳地行進在大街上，如果有武器，很象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我們在逗留期間，看到這種場面，非常高興。

　　我們在柏林住了大約一個多星期。以後經漢堡到達德國的北部港口，然後穿過波羅的海，到了彼得堡（今列格勒）。踏上了蘇聯的國境，又經過兩天旅程，抵達莫斯科。十月份，我們即進入東方大學學習。不久就是十月革命節七周年紀念。莫斯科到處都呈現出一派節日的氣象。十一月七日這天，我們應邀參觀了紅場慶祝十月革命的遊行，見到了在觀禮臺上檢閱遊行隊伍的斯大林，親眼看到了勞動人民慶祝十月革命勝利的歡樂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斯科東方大學是一所培養東方各被壓迫民族革命者的學校，有中國同志，也有從朝鮮、蒙古來的同志，但中國學員最多，中國學員中，有一批是從國內直接來蘇聯參加學習的。

　　東方大學的課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俄共（布）黨史、世界革命史、工人運動史，還有政治經濟學等等。

　　我們上課時，由王一飛同志當翻譯，他的俄語講得很好。我還聽過幾次李大釗同志講授的歷史課。李大釗同志來莫斯科，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他對東大培養的這批中國學生很重視，親自找我們談話，給我們講授中國近代史、中蘇關係史和國內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聽起來格外親切。我對大釗同志是很敬仰的。當時，他已是國際知名的共產主義戰士。在莫斯科，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的學校，除東方大學以外，一九二五年秋，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也為了滿足國內大革命對幹部的需要，又辦了一所中山大學，國共兩黨各送了一批學員進校學習。這是一所帶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國民黨左派、右派，以至孫文主義學會，都去了一些人，當時企圖通過學習改變他們的思想。這是我離開莫斯科以後的事情。

　　在東方大學學習了大約三個月，一九二五年二月，根據共產國際的通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王一飛同志也由東大調到這裡，仍擔任翻譯。當時，共產國際，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有識之士，開始看到在中國革命中，我們黨必須掌握武裝的重要性，提出不僅要為中國革命培養一般工作幹部，還要注意培養軍事鬥爭幹部。同時，在國內，孫中山先生接受了蘇聯顧問鮑羅庭的建議，在黃埔辦起了軍官學校，党需要一批懂軍事的同志去幫助辦好這所學校。

　　我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抽調學習軍事的。這個中國班對外是保密的，與東大沒有什麼聯繫，已納入了紅軍的編制系統，同紅軍穿一樣的衣服，過一樣的生活。只是伙食供應特別優待，因為在東大、紅軍、軍校三方面都有我們的一份伙食供應，合攏在一起，伙食比紅軍供應要好，比東大供應也好，是第一等的伙食。當時，蘇聯內戰剛剛結束，一切都在恢復之中，人民的生活仍然是很艱苦的。給我們的生活待遇，可以說是特別優厚了。

　　我是第一批進紅軍學校學習的，葉挺同我編在一個班裡。第一批學員還有熊雄、范易、顏昌頤等同志，一共二三十個人。這批人幾乎都在革命鬥爭中犧牲了，至今在世的，只有我一個。

　　軍事學校設在莫斯科城裡，很注意保密，我們儘量不出去。到野外演習，就去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全體學員同紅軍一樣，一律住帳篷，一個班一個帳篷，每人發一塊草墊子，上面鋪一塊床單，再發一條毯子。軍事學校要求很嚴，訓練很緊張。經常在野外進行軍事演習，學習戰術、技術，有時也進行打靶。白天晚上，還輪流站崗放哨，過的完全是正規紅軍的生活。當時我們都很年輕，身體可以頂得住。

　　軍事學校的教官，全部是從紅軍各單位抽調來的，幾乎都是蘇聯內戰時期各個戰場相當於將軍級別的紅軍高級指揮官，他們當時雖然沒有實行軍銜制，但是戴著軍職領章，一看就知道是屬哪一級幹部，都是師級以上的。二十年代中期，蘇聯紅軍初、中級幹部文化水平一般還是比較低的，農民出身的幹部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一般的幹部還不能講課。給我們講課的教員，他們有內戰時期的實戰經驗，講課的內容很實際，深入淺出，加上理論學習與實際訓練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學習，在軍事知識方面還是有所收穫的。在莫斯科學習期間，我同時兼做黨、團工作。當時在莫斯科學習的團員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歐洲轉去的，編成十多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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