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8)

八

　　由歐洲轉去的這些同志，我們少數人既是團員又是黨員，是雙重成份。旅莫支部大概對此不很清楚，開始只是讓我們過團的組織生活，辦理了轉黨手續後，才過黨的組織生活。由國內派去學習的同志都是黨員，所有黨員屬旅莫支部領導。黨團活動的主要內容是鼓勵大家在蘇聯努力學好各門功課，提高思想覺悟和革命理論水平，開展批評自我批評，互相幫助和勉勵，以便回國後能工作得更好。

　　我們也做發展党團員的工作，葉挺同志就是由王若飛和我介紹他入黨的。葉挺原是孫中山警衛營的營長，屬國民黨左派，由廖仲愷先生派到蘇聯學習，我們起先都在東大，以後一起進了紅軍學校學軍事。因為他思想進步，願意向黨靠攏，多次對我表示希望入黨，我向旅莫支部彙報同意後，就作為介紹人之一，介紹葉挺同志入了党。

　　一九二五年五月，國內爆發了著名的「五卅」運動，大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各方面急需要幹部去加強對群眾運動的領導。同時，黃埔軍校成立後發展也很快，需要黨多派些懂軍事的幹部去加強。於是我們根據共產國際的決定，分批回國了。

　　※第三章　回國參加大革命

　　§到黃埔軍校

　　一九二五年六月底，為了滿足國內大革命對幹部的迫切需要，共產國際通知我們，於七月底左右回國。

　　回國以前，第三國際書記季諾維也夫找我們談話。他著重說明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我當時的印象是，他就怕我們回國後搞「左」了。

　　季諾維也夫談話後不久，同志們就分批回國了。我們走時，莫斯科中山大學還沒有正式成立，正在籌備。東大的同學比我們先走。我們這一批共二十多人，全是學軍事的，有王一飛、葉挺、熊雄、顏昌頤、張善銘、楊善集、范易、李林、紀德福等同志。路上由王一飛同志帶隊，八月上旬離開莫斯科，先乘火車到海參崴。當時的蘇聯火車，條件很差，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到海參崴，七千多公里的路程走了約兩個星期。我清楚地記得，在西伯利亞火車上聽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先生被刺身亡的消息。聯想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到莫斯科，我們一面開追悼會，一面深感憂慮，不知國內政局將向何處發展。現在廖仲愷又被刺，更增加了我對國內政局的擔憂心情。

　　到海參崴以後，我們住在蘇聯遠東海軍司令的家裡，等候回國的輪船。海參崴華僑很多，很想上街看看，但因為我們是學軍事的共產黨人，蘇聯方面特別強調保密，不讓我們上街，就在那位海軍司令家裡住了幾天。八月下旬，通知我們買到了由海參崴到上海的輪船票。我們都化裝成學生的模樣上了船。儘管我們在船上非常小心，日本特務機關還是發覺了，當船到長崎暫停的時候，當地的報紙就登出消息，說有一批在蘇聯學習軍事的中國學生最近回國。這件事弄得我們很緊張，大家在船上都準備好了口供，準備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險時好應付。九月上旬我們到達上海。那時的上海，是張作霖奉系軍閥統治著。他對付我們的經驗不多，又忙於軍閥之間的爭鬥，注意力不在這上頭。出乎我們的預料，通過海關相當順利，查驗了護照，簡單地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

　　在上海，我們先分散住進了旅館，以後按約定的時間到中央報到。接待我們的是王若飛同志，他也是留法勤工儉學生，在莫斯科學習過，比我們早回來一些時候，我們很熟悉。他當時負責黨中央秘書處的工作，一般事情都先經過他。他先領我們去見了陳獨秀。陳獨秀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是黨中央的總書記兼組織部長，我們的工作就由他分配。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陳獨秀，比較注意。只見他手裡拿了一張紙，是已經定了的分配名單。他先宣佈了我們的分配去向，以後簡單地問了一下每個人的情況，表示歡迎我們回國，接著就講了一通國內革命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大意是，你們回來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

　　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強黃埔軍校的工作，具體崗位，到了廣東區黨委再決定。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強馮玉祥西北軍裡的工作。到黃埔以後工作怎麼辦？將來我們為著什麼？他沒有講。只是說，你們要參加國民革命，這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我們參加這個革命，使革命獲得成功，就是好事情。分配結果，我和葉挺、熊雄、張善銘、紀德福、楊善集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飛、顏昌頤被留在黨中央做軍委工作，由王一飛同志負責。

　　據我所知，這是我們黨中央最早的軍委。因為當時廣東區黨委已成立了軍事部，我們的黨員從事軍事工作的越來越多，中央需要有個專門機構掌握這方面的情況，再加上王一飛同志建議成立軍委，陳獨秀接受了這個意見。但那時的軍委，任務是做些軍事方面的統計工作，彙集一些情況，人事分配工作等等，是一種組織工作性質的機構，並不是一級領導機構。

　　我在上海前後共停留了約一個星期，分配完以後，就乘輪船到了廣州。在廣東區黨委見到了書記陳延年和周恩來等同志，戰友重逢，大家都很高興。不久我就到了黃埔軍校。

　　那時的廣州，政治空氣熱烈而又緊張。一方面是革命氣氛高漲，「五卅」運動以後的省港大罷工正在繼續進行，東征軍回師平定了劉震寰、楊希閔的軍閥叛亂，群眾革命熱情很高。第二次東征即將出師。廣東成為大革命的搖籃，廣東的問題牽涉到全國，廣州就是這個搖籃的中心。我在街上看見到處是醒目的革命標語，這些都很令人振奮。但是另一方面，氣氛又顯得緊張。自從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右派正積極從事奪權的陰謀活動。不久前暗殺廖仲愷先生的案件尚未了結。廣東的大小軍閥也不甘心失敗，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進行各種搗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來到了黃埔軍校。

　　我到黃埔軍校，大約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中旬。那時恩來同志已去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兼一師黨代表，正緊張地準備第二次東征，記得我只在黃埔聽他講過一次話，以後他就走了。繼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魯易同志。魯易又名魯其昌，也是留法勤工儉學生，我們過去就熟悉，他沒有經過莫斯科而是直接回國的。後來他由黃埔調到國民革命軍工作，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在洪湖地區作戰中英勇犧牲了。熊雄同志雖與我一起分到了黃埔，但他很快就隨東征軍出發，到一九二六年初才回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魯易同志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廣東「四一五」事變時被反動派殺害。熊雄、魯易都是很好的同志。

　　我到黃埔任政治部秘書，協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領導政治部的組織和宣傳兩個科的工作。那時政治部共有工作人員約二十多人。

　　黃埔軍校是在我們党和蘇聯的大力協助下創辦的，黨在軍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們党一手建立起來的，所以黨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

　　我在政治部最忙的是管黨的工作。當時黃埔軍校有黨團領導小組，開始由魯易同志和我負責，以後熊雄同志東征回來，就由他任黨團領導小組書記。領導小組下面設立了幾個支部，有的是小組。党團員的確切數字記不清，我去的時候，党團員人數已經相當多。政治部的支部，黨員人數更多。党團員身份，只有少數人公開，大部分還是秘密的。黨團活動的內容，除了搞好教學以外，最主要的是在黃埔軍校的軍官和學生中，進行黨的宣傳工作，擴大黨的影響。在黨團活動中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發展党團員，成績也是顯著的。我們也做党團員的思想工作，組織學習等等。那時候，我幾乎每週要到廣州一次，向區黨委彙報情況，接受指示，有時候是聽報告，鮑羅庭經常作形勢報告，也聽過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回來後就在黨內進行傳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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