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6)

六

　　入團以後，我還同劉伯堅同志一起負責過團的旅比支部的工作。旅比支部就設在沙洛瓦勞動大學，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抓得比較緊，讀了一些馬列主義著作，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武裝團員的思想。在政治教育的基礎上，進行發展團員的工作。隨著團的工作越來越多，我們碰到了學習專業知識和進行革命工作的矛盾。要自己學習、組織同學們學習，要參加各種會議，那是相當忙碌的。沙洛瓦勞動大學的考勤表上，曾多次注明我「不大上課」。我常同劉伯堅同志議論，一個人精力有限，又要學習專業，又要做革命工作，長此下去，不是個辦法，況且，所學的專業又同自己負責的工作聯不起來，我們醞釀著，乾脆放棄學習，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

　　一九二三年初，我由趙世炎、劉伯堅同志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旅歐學生中的黨員很少，在比利時就只有劉伯堅、熊味耕和我三個人。在整個歐洲，也只有一個共產黨的小組，附在團組織裡面，一切公開活動，都用團的名義，黨組織從不出面。後來我們到莫斯科，國內去的同志聽說我們旅歐學生中黨員很少，就說，你們入黨的條件掌握得也太嚴了，其實你們的團員，大多數都夠黨員的條件。因此，我在莫斯科學習時，黨組織經過醞釀，確定把旅歐的團員，全部轉為黨員。我入黨以後，決心放棄在沙洛瓦勞動大學的學習，於這年暑期回到了巴黎。在回巴黎以前，我還趁這個機會去了一趟德國。到德國，一方面是旅行，一方面是考察那裡的情況，在柏林逗留了一段時間。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之後，國內經濟蕭條，政局動盪，工人大批失業，工人運動高漲。馬克幣值跌得很厲害，特別不值錢，今天一個價，明天又貶值了，使得我們不敢多兌換馬克，每天只換一點兒，夠一天花的就行了。

　　這個時候，周恩來同志正在柏林，他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從法國移居柏林的，朱德同志也在那裡。我同他們見過面。我在德國的時間不長，就回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以後，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團的工作中。白天到工廠做工，晚上和節假日從事團的活動。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勤工儉學生和華工中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團員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鬥爭。我回巴黎以後，周恩來同志不久也轉到了巴黎，他是脫產專門從事黨團工作的。我們與各種錯誤和反動思潮作鬥爭的主要武器是出版刊物。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是《赤光》，開始叫《少年》月刊，是一個理論性和戰鬥性很強的刊物。它最鮮明的特點是揭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軍閥禍國殃民的罪行，論證中國走共產主義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用以批駁國家主義派的反動論點。周恩來同志在上面發表的《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在旅歐勤工儉學生和華工中影響很大。一九二四年一月，國共兩黨在國內正式合作，為適應高漲的革命形勢，進行有效的宣傳，旅歐黨團組織決定改《少年》為《赤光》。無論是《少年》還是《赤光》，文章都短小精悍，筆鋒犀利，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周恩來同志在歸國前，一直主持《赤光》的工作，他為《赤光》撰寫的文章最多，內容也最深刻，最有分量。

　　《少年》和《赤光》的編輯部，設在巴黎南部第十三區戈德弗魯瓦街十七號一座三層樓旅館的一個很小的房間裡。這裡既是旅歐支部的所在地，也是周恩來同志旅居巴黎時一直居住的地方。黨團組織的事情，都在這裡辦理。現在，法國政府在這裡掛了牌子，以紀念周恩來同志。我從電視上看到了這間小屋子，想起過去在那裡的鬥爭生活，感到特別親切。從這裡出去不遠，便是著名的意大利廣場，廣場旁邊有一個咖啡館，那是我們經常集會的地方。會議很多，星期天也不休息，一開就是大半天，渴了餓了，乾脆要杯咖啡，邊喝邊開。

　　在巴黎，我們同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了鬥爭，主要的論戰對象，是國家主義派。一千多名留法勤工儉學生的社會思潮，基本上可以分為五大派：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社會民主黨，國民黨右派。學生們不屬這一派，就屬那一派，幾乎沒有一個「白丁」。社會民主黨，國民黨右派，人數很少，影響也小。我們雖然有時也批駁他們的一些論點，但他們始終沒有成為論戰的主要對象。無政府主義派是吳稚暉、李石曾這些人領導的，他們出版了《工餘》雜誌，提出一些空洞口號，要絕對自由，個性徹底解放等等，很能迎合一部分青年人的胃口，因此，開始參加的人比較多。但他們有個特點，參加無政府主義派的許多青年人有追求真理的強烈欲望，所以經過辯論和開導，大多數人轉向了共產黨這一邊，象陳延年和陳喬年同志，開始就是參加的無政府主義派。吳稚暉對二陳很器重，關係很密切。後來二陳辨明瞭真理，轉到了共產黨這一邊。吳稚暉恨死了他們。「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二陳先後在上海被捕，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的時候，吳稚暉還發電表示祝賀，可見仇恨之深。

　　瓦解了無政府主義派以後，我們就集中力量與國家主義派論戰。一九二三年夏，我又轉到法國的時候，與國家主義派的論戰已經開始，逐漸達到高潮。國家主義派是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的右派。它的喉舌是《先聲》週報，以後改名為《醒獅》，所以又稱為「醒獅派」，一九二三年底又改稱青年党。這一派的頭子是曾琦和李璜，都是四川人，很反動。前兩年，聽說李璜旅居在香港，還專門寫文章，介紹我留法勤工儉學時的情況。同國家主義派的激烈鬥爭給了我深刻印象。國家主義派的主要思想武器是宣傳國家至上，無條件地支持北洋軍閥政府，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國共合作，反對蘇聯和十月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我們利用各種方式與之論戰和鬥爭，主要是在《赤光》上寫文章揭露批駁他們的反動論點，有時就開會面對面地辯論。每次論戰，幾乎都是以我們勝利、他們失敗而告終。以後隨著曾琦、李璜回國，我們與國家主義派的論戰，又從國外帶到國內，大革命期間雙方仍在論戰。當然，真理還是在我們一邊。

　　同時，我們還在旅歐華人中積極從事建立統一戰線的工作。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國共合作開始後，旅歐黨、團組織也相應作出決定，一九二三年六月，八十余名旅歐團員均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黨。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旅歐支部成立時，周恩來當選為執行部總務主任，李富春當選為宣傳主任。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駐巴黎通訊處成立，選舉我為通訊處處長。除了做工和參加黨團組織的活動外，就是繼續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法國翻譯出版的介紹蘇聯十月革命的書籍很多，譯得也通俗，我們就讀這些法文版的著作。我們不僅自學，還和李富春等幾位同志，進了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辦的夜校。

　　在那裡，同法國工人和法共黨員一起，學習政治經濟學等基礎理論課程。記得有一位法共黨員，對我們的學習很有幫助。他是巴黎人，中學教員，因為逃避服兵役，有家不能歸，整天混在我們勤工儉學生群裡。經常為我們講解法文的理論著作，介紹法國工人運動的情況。我從比利時回到法國後，在旅歐團的組織中，擔任過兩個職務：旅歐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團的訓練部副主任。團的訓練部負責組織團員進行政治學習。因為團員數量較多，團的訓練工作是分為兩部分進行的，宣傳方面主要是辦報紙，教育方面則是抓團員的訓練。團員研究問題和發表意見的園地，是內部出版的《共產主義研究會通信集》。共產主義研究會的建立和通信集的出版，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巴黎召開的團的臨時代表大會所決定的。

　　旅歐黨、團組織對訓練工作抓得很緊。因為留法勤工儉學的很多人加入了團，奮鬥的方向確定了，為了使大家更加堅定、更加明確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目標，把訓練工作提到相當重要的位置。每週都事先佈置好學習內容，給大家指定一些書籍看。一到星期六，吃了晚飯就開會，分地區、分支部召開討論會，區委的同志也分頭參加，聯繫實際，暢談學習體會。旅歐黨團的教育訓練工作是很有成績的。

　　重回巴黎以後，我先後進了雷諾汽車廠和西門子電氣公司多米松分廠做工。這時，因為我有了大學的學歷，所以幹的都是一些技術活，工資也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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