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5)

五

　　「拒款運動」發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當時，北洋軍閥政府派朱啟鈐來巴黎與法國政府秘密商談借款購買軍火。先是要借三億法郎，後增至九億。借款的條件，是以「滇渝鐵路修築權」作抵押。消息傳出後，所有在法國的中國人都被激怒了。特別是勤工儉學生首先站出來反對。儘管平時他們思想觀點分屬不同派別，但是，在反對北洋軍閥出賣民族利益以換取軍火這個問題上，卻結成了統一戰線，達到了一致，學生們召開了規模浩大的「拒款大會」，舉行示威遊行，巴黎的勤工儉學生還沖進了公使館。這次鬥爭使中國駐法公使館沒敢在借款的文件上簽字。我參加了這次示威遊行和抗議活動。

　　關於進佔裡昂中法大學的鬥爭的情況是：一九二一年夏天，吳稚暉這些人以照顧勤工儉學生為名，向法國政府索取了庚子賠款的一部分，在裡昂籌建了一所中法大學的附屬學院。吳稚暉他們認為留法勤工儉學生不可靠，拒絕從勤工儉學生中招生，反而從國內招來一批有錢有勢的地主、資本家子弟。這就激起了勤工儉學生的憤怒。蔡和森、趙世炎他們在巴黎組織了「勤工儉學代表大會」，由各地學生抽調一批人組成「先發隊」，於九月二十日分赴裡昂，佔領了中法大學。我沒參加「先發隊」，晚到了兩天，是九月二十三日到的裡昂。我到裡昂後，「先發隊」的同學們已經被法國當局拘押在芒特呂克炮臺的兵營裡。

　　這時，中國駐法公使館的副總領事李駿也到了裡昂。我找到他，開了一張探望同學的證明，這樣，就可以自由出入那個兵營了。這批被關押的學生，由法國當局和中國公使館商妥，要「遣送回國」。學生們雖然被關押著，但是還不象當時國內鎮壓手段那麼嚴厲，看管也不甚嚴格。我用領事開的通行證，先後從裡面救出來三個人，其中一個是趙世炎，另兩個人的名字記不起來了。我進兵營時，警察檢查通行證，出來時我不在被拘留者的名單中，通行比較容易，有的時候不檢查通行證。我就把通行證交給趙世炎他們，因為外國人看中國人都長得差不多，一次出來一個，他們就這樣混了出來。其餘的一百多人，被法國警察押到馬賽，遣送回國了。蔡和森、陳毅等同志就是這次被遣送回國的。

　　§世界觀的轉變

　　我從「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思想轉變到革命方面來，也就是說我的世界觀的初步轉變，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到比利時以後發生的。

　　進佔裡昂中法大學的鬥爭失敗以後，我仍有想進學校讀書的想法，手頭上還有做工的一些積蓄，盤算著足夠進一段學校的費用。這時候，恰巧聽說比利時的沙洛瓦有一所勞動大學，費用比較低廉，而且是一所工科大學，專學機械、化工這些課程，還設有專門的寄宿宿舍。這些條件，在法國是很難爭取到的。我就去了比利時。

　　沙洛瓦是一座工業城市，最發達的是煤炭工業和鍋爐製造業，當時在比利時有「黑城」之稱。聽說現在電子、機械工業等也很發達。沙洛瓦勞動大學是由比利時社會黨人辦起來的。我到比利時，是勤工儉學生中比較早的一個，後來來的人就比較多了，特別是四川、廣東兩省的勤工儉學生，不少人從法國轉到比利時來。

　　剛到比利時，不能直接進勞動大學學習，得先經過這所大學附設的補習班補習，考試合格，才能正式入學。從一九二一年十月到第二年六月這一段，我上的是補習班。一九二二年暑期，我參加了勞動大學的入學考試，結果被錄取，進了化學工程系。沙洛瓦勞動大學的規模雖然不是很大，但房舍建築很講究，校址在沙洛瓦城的最高處，學校的設備齊全，實驗室很大，周圍還有寬闊的廣場，特別是師資力量雄厚，有不少教員是比利時很有名望的學者教授。在沙洛瓦經過半年多的鍛煉，我習慣了這裡的生活。學生宿舍的居住條件也比在法國時要好，還能經常進行各種體育鍛煉，我的體質增強了。在這裡，也不用一面勤工，一面儉學，可以安下心來，專心致志地學習。得到這樣一個學習環境，按說可算是「如願以償」了。但事實並非如此，我的思想這時正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越來越使我不能平靜地坐在課堂裡，我反復思索自己究竟應當選擇什麼樣的道路。

　　首先，我逐漸感到，出國勤工儉學時所抱的那種「實業救國」的願望，是非常不現實的。中國的經濟命脈和工業系統幾乎都被帝國主義和它們的走狗所控制。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十分軟弱，要發展民族工業，不改變軍閥統治的政權，只能是一種幻想。勤工儉學生中的多次激烈辯論，以及我們一九二一年開展的幾次大規模群眾鬥爭的場面，經常浮現在我的面前。我翻來覆去地思考著：中國是這樣一個現實，你的科學技術學得再好，即便是成為工程師，回國以後又有什麼用呢？

　　總之，我的思想很矛盾，遇到的問題很多，覺得一切都同原來的設想不一樣。就在這個時候，我接觸馬列主義的機會也多起來。法國也好，比利時也好，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很大，馬列主義的小冊子很多，《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動稚病》、《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ABC》這些著作很容易見到。從馬克思列寧的學說中，我開始認識到，要想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使四萬萬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勞工專政，實行社會主義。在沙洛瓦勞動大學補習班補習時，我同劉伯堅等同志接觸較多，我們經常在一起議論資本主義的弊病，談論社會主義革命。同時，我們還能經常看到國內辦的一些革命報刊，主要是《嚮導》週報。這時的《嚮導》與以前的《新青年》不同了，越來越多地涉及到中國現實的政治問題，對各種政治主張的分歧，對軍閥混戰，都有具體的剖析。我們雖在異國，但對中國的實際還是關心和瞭解的。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在旅歐少年共產黨成立之前，我的思想已經起了比較大的變化。

　　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郊外布倫森林召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劉伯堅同志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回來同我談了會議的情況，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成立，對我的思想發展是一次有力的推動。「少共」成立不久，我就向劉伯堅同志表明了希望加入「少共」的願望。一九二二年八月，由同在沙洛瓦勞動大學學習的劉伯堅和熊味耕同志介紹，我加入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這標誌著我的世界觀的轉變，開始走上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道路。當時「少共」有個規定，為了保密，每個人都要有化名，互相通信或發表文章，都用化名。我的化名叫「向上」。

　　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從它成立之日起，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一九二二年冬天，我們派李維漢同志回國出席國內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便與國內取得聯繫。那次會議是在南京開的。不久，就轉來了陳獨秀的一封信，他建議我們不要叫「少年共產黨」。團中央也由國內來信，表示希望與國內統一起來。於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巴黎召開了「少共」臨時代表大會。會議決定加入國內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四旅歐之部」。

　　我參加了這次代表大會。會議是在巴黎租借的一個禮堂開的，共開了三四天。當時在歐洲共有團員七十多人，主要在法國，其次是德國和比利時，英國也有少量的團員。出席這次臨時代表大會的共四十多人。按比例，法國的團員代表最多，比利時的代表是由劉伯堅、熊味耕和我等五六個人參加的。在這次會議上，主要研究的是與國內團中央取得聯繫並接受其領導的問題，加強團員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進一步發展團員的問題，出版刊物與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思想影響作鬥爭的問題等等。會議對這些問題作出了明確的決議。原任書記趙世炎同志主持了這次大會，但因為已經決定會後他就去蘇聯學習，所以會議最後選舉周恩來同志為新的執行委員會書記。會議決定在巴黎設立總支部，在德國、比利時設立分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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