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4)

四

　　§留法勤工儉學

　　一九一九年前後，在我國青年學生中蓬勃興起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頁。這一大批受「五四」運動影響的愛國學生，所以要留法，大多數是抱著實業救國的思想。他們認為，要拯救落後的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工業，只有到國外學好科學技術，回國後才能實現實業救國的願望。他們就是抱著這種思想，遠涉重洋，先後到了法國。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展，有一個過程。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由一些受到西方文明影響的教育界人士發起的。一九一二年初，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吳稚暉等人曾在北京組織過「留法儉學會」。目的在鼓勵人們以低廉的費用赴法國留學，從而「輸世界文明於國內」，以改良中國社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批「參戰華工」赴法。說是「參戰」，其實大多數是做苦力。這批華工沒有護照，歸陸軍部管，生活是很悲慘的。戰後，象法國這樣的歐洲國家，人口損失很大，嚴重缺乏勞動力。李石曾、吳稚暉這些人，從他們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出發，就動員一些青年學生到法國半工半讀，以擴充他們的勢力，培養他們的人才。他們同法國的一些知名人士發起建立了「華法教育會」，這就為大批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到「五四」運動前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達到了高潮。

　　我們這批勤工儉學生抵達馬賽港後，休息了兩天。馬賽是法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大的商業港口，工業很發達，有許多工廠，我們趁停留的短時間，遊覽了馬賽市容。這個時候，華法教育會派李璜從巴黎來接我們。李璜到法國的時間比較早，法語講得很流利。他把我們帶到巴黎，很快開始了分配，你到這個組，他到那個組，這個組進什麼學校，那個組進什麼學校，都做了安排。為了克服語言障礙，開始我們都被安排去學法語，因為不懂法語，既無法做工，又無法進學校。我先是到了蒙塔爾紀。這個城市距巴黎不遠，是個省會。我在這裡認識了蔡和森、蔡暢、向警予、陳毅等同志，陳毅同志比我們早到幾個月。他告訴我，他是一九一九年十月份到了法國。在法國過的「雙十節」。

　　幾個月來，在學習、生活方面碰到了許多困難，與國內想像的大不一樣，但已經來了，就要堅持下去。陳毅同志熱情奔放，性格開朗，初次見面，就印象很深。他的談話，給我思想上打了預防針。我原來是分配進蒙塔爾紀中學的。這個中學的校長沙波，同情中國學生，對安排中國學生人校學習非常熱心。其他學校一般也是這樣，對中國學生很歡迎。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進的就是蒙塔爾紀中學。因為當時這所學校招收中國學生過多了，就又把我和別的一批同學轉到法國北方厄爾——盧瓦省的省會德洛，進德洛中學補習法文。在法國中學裡補習法文，雖然課程比國內留法預備學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國人和法國學生群裡，逼著你學習，你不懂法文和法語，簡直寸步難行，所以，學起來要快得多。

　　我在德洛中學讀了將近半年書，從一九二〇年一月到六月，法語水平有了提高，除了主要學習法語之外，也學習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知識。因為語言障礙，學起來很吃力。在德洛中學學習後期，我手頭剩餘的錢差不多用光了，便進工廠做了一段工。待有了少量積蓄後，一九二〇年秋天到年底這一段，又進了胡（之西）澳爾中學。在這所中學學習數、理、化等課程，由於掌握了一些法語基礎，就不那麼吃力了。積蓄將用完的時候，趕快又找工廠做工，手頭有錢，就進學校；錢花光了，又趕快做工。這樣反反復複，做工，讀書，就是我們勤工儉學生的生活特點。

　　我在法國進過許多家工廠，當時法國就業比較容易，做工的機會很多，但我們這些人大多只能做些粗活，有時也幹些簡單的技術工作。我進的第一個工廠是蒙塔爾紀的橡膠廠，負責檢查輪胎，粗看一下，是否合乎規格要求，活不重，也比較簡單，誰都能做。以後又到克魯鄒鋼鐵廠做工。這個廠的老闆叫施奈得爾，所以也叫施奈得爾鋼鐵廠。它的規模很大，主要從事軍工生產，有許多分廠，幾乎一座城市全是它的。在克魯鄒，我煉過焦，這種活又髒又累。以後又做過鉗工、車工，做鉗工我老銼不好，做車工倒還容易些，我在克魯鄒幹的時間比較長，從一九二一年初一直到這年秋天。在法國做了一段工之後，我們漸漸也摸出了一些「門道」：你不分配我好工種，淨讓我們幹粗活，我們學不到技術，乾脆不在你這個工廠幹了。

　　那時，我們時常看報上的招工廣告，有什麼工廠招工，認為合適，馬上寫封信去。由於法國勞動力缺乏，他們接到信，一般答覆很快，我們立刻收拾一下簡單的行裝，趕到一個新的工廠做工。剛到法國的兩年間，我為了做工，經常這樣跑來跑去，在法國轉的地方很多，跑了許多城市，進了許多工廠，也在巴黎做過工。但是，各個工廠的情況大體相近，想真正學到點技術，那是很難的。做工期間的生活，馬馬虎虎還說得過去。法國的工廠也好，學校也好，幾乎都沒有宿舍。進那個工廠做工，進那個學校讀書，就在那個工廠或學校附近租間房子住。

　　幾個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飯。法國的蔬菜，同中國差不多，夏天也吃茄子、辣椒這些東西。城市的菜，大都是從法國南部和西班牙運來的。主食方面，能買到大米，賣麵包的雜貨店也很多。當時法郎的幣值不高，我們剛到法國的時候，一塊銀元可以兌換十個法郎。一天有幾個法郎，生活就能過得去。我們獨立生活，又要繳納房租費，又要支出伙食費，再加上要用一部分零用錢，完全靠做工的收入，勉勉強強可以維持生活，餘下的就很少了。所以，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做工的多，讀書的少，做工的時間長，進校學習的時間是有限的。我在法國兩年間，進的工廠有好多個，可是，進的學校就是前面說到的兩所。

　　在法國，我不僅經歷了求學和做工的艱苦，在思想上，也在進一步探索著國家和個人的出路何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間，當時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潮。他們時有爭論，對我是有所觸動的。但是，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這期間，這種觸動，還沒有徹底改變我那種「實業救國」的想法。如果說思想上有所發展變化的話，那就是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並且投入到留法勤工儉學生髮起的幾次大規模的群眾鬥爭中去。

　　留法勤工儉學生發動的大規模群眾鬥爭，主要是一九二一年間的「二八運動」、「拒款運動」和進佔裡昂中法大學的鬥爭。「二八運動」，是由於華法教育會突然宣佈斷絕與勤工儉學學生的經濟關係引起的。大批勤工儉學生到法國後，起初可以從中國駐法公使館領取救濟金維持生活。可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中旬，他們突然宣佈中斷救濟金，中國駐法公使陳籙揚言要把沒有工作的勤工儉學學生「遣送回國」。在蒙塔爾紀的勤工儉學生到了巴黎，會同巴黎的勤工儉學生，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了要「生存權、求學權」。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四百多名勤工儉學生湧向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遭到法國警察的鎮壓。「二八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是駐法公使館和華法教育會還是做了一定的讓步，答應延長發放三個月的救濟金，並繼續為沒有工作的學生找工作。在這次鬥爭中，也有不同的主張。當時在克魯鄒的趙世炎同志，就主張自己勤工儉學，不靠軍閥政府的施捨。我那個時候在克魯鄒，是支持巴黎勤工儉學生的鬥爭的。這次鬥爭爭取到的救濟金，也發給了我，一共六十九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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