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2)

二

　　寒假結束，回到學校。不久，北京發生「五四」運動。我們也在學校和江津縣城街頭集會遊行。同學們撒傳單，貼標語，進行演說，號召以抵制日貨來作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實際行動。我們與江津甲種農業學校等學生聯合在一起，派代表去動員一些商店老闆不要販賣日貨，但是一些大商號根本不理學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著跑。這樣一來，激起了學生們的憤怒。於是，對江津縣城幾家銷售日貨的大商店，進行了搜查，將查出的大批日貨搬到「文昌宮」封存，同學們輪流看守，準備焚燒。我們還沿江巡邏，凡裝有日貨的船隻不准靠岸。

　　這時，江津縣長聶述文出面調停，說是調停，實際上是想壓服。談判的時候，江津駐軍團長王天培參加，會場外面站滿士兵，一個個荷槍實彈，聶述文唱白臉，王天培唱紅臉，企圖迫使學生屈服。青年學生血氣方剛，根本不理他們這一套，堅持要焚燒日貨，商人們則在聶述文、王天培支持下，要求賠償經濟損失，雙方相持不下，幾經談判，都沒有解決問題。當我們得知凡爾賽和約正式簽字的消息，同學們的憤怒情緒到達頂點，立即集合，要上街遊行。

　　津中校長鄧黎仙（此人是國民黨員）、學監李耀祥、羅中林百般阻撓，先是勸說威脅，後來乾脆關上校門不准上街。我們一二百名學生，一氣之下，沖出校門，串連其他學校的同學，遊行到「文昌宮」，將日貨搬到河邊，全部燒毀。這樣一來，引起商人的極端仇恨，他們勾結反動軍警，在校方配合下，準備對我們下毒手。好在暑假將至，我們就離開了學校。很顯然，我們幾個學生代表在學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這也是促成我去法國勤工儉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當時這種焚燒日貨的行動，做得有些過火。這些東西，本來是中國人自己拿錢買的，燒掉不是可惜了嗎？而對日本人毫無損失。相反，燒了日貨，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對我們的不滿甚至仇視。宣傳抵制日貨無疑是正確的，但愛國運動的目標應該自始至終對著日本帝國主義，應該把商人作為說服爭取的對象，動員他們一起參加抵制日貨的行動。那個時候，我們這些學生少年氣盛，一怒之下，就不考慮後果如何了。

　　在中學時期，另一件對我影響很深的事情，是連年的軍閥混戰，它把國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後不堪。在四川，也是大小軍閥混戰不已。有個軍閥叫劉存厚，長期盤據川北，一直到我們紅四方面軍退出鄂豫皖到川北建立根據地時，才把他消滅。四川軍閥有個特點，因為交通不便，經常是關起門來打，需要的時候，聯合客軍打對手，客軍就是雲南、貴州的軍閥。而四川軍閥自己則從來不打到外省去，這主要是因為四川富有的緣故。

　　在兵荒馬亂之中，各地成立了許多民防團，大多用以自衛。在我們江津，也成立了民防團。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回研究四川武鬥問題，我對毛澤東同志說：過去有人講過，「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要解決四川問題，可不簡單，不能掉以輕心。毛澤東同志聽後笑了起來。

　　軍閥們打來打去，最倒黴的是老百姓，弄得哀鴻遍地，民不聊生。所有這些發生在我中學時期的兵連禍結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惱，痛恨軍閥，尤其是對外來軍閥更加痛恨，總希望把他們趕出四川去。但是，那時我很年輕，看不清軍閥混戰的本質，找不出解決的辦法，總感到對這些現象實在無能為力。出路何在？我當時只是把希望寄託在出國去學點本事，回來辦好工業，使國家富強了，也許能改變這種局面。軍閥混戰造成國家貧困落後，更增強了我對「工業救國論」的信念。這是我決心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中學時期，也知道俄國發生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多少有這種印象：這個革命是進步的，成立了勞農政府，感到新鮮，但弄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又眾說紛紜，各有各的主張，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即改良主義）也夾雜其間。尤其是無政府主義，當時在青年中的影響比較大，但我認為他們的辦法並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而且許多道理我還弄不太懂，所以當時的社會主義宣傳沒有對我發生很大的影響。要說有些影響，那就是我深信中國社會要變，只有變才有出路。至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看到的結果是到處碰壁，不能解決問題。進步思想界提倡反對封建，反對禁錮婦女，反對八股文，提倡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提倡向西洋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等，這些我都是贊成擁護的。

　　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懷著變革現狀的熱情，一九一九年暑假期間，我決心去法國勤工儉學了。當時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在中國各地逐步興起。去法國人數最多的，一個是四川，一個是湖南。在四川，又數江津去的人最多，據最近不完全統計，江津一縣就去了三十多人。我約了幾個同學，先到了重慶，打聽去法國勤工儉學的辦法。事先我們知道四川有兩個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一個在成都，一個在重慶。我們到重慶是想打聽一下，究竟是經過預備學校好，還是直接去法國好，再就是瞭解一下去法國的手續、費用等具體問題。在重慶得知留法手續很簡單，因為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法國正缺勞力，只要通過法國駐重慶領事館簽個證就行了。

　　在預備學校又主要是學法文，大家商量說，與其如此，還不如直接到法國學法文，比在國內學效果好，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哪知回到家裡，父母不同意。我在家裡是獨生子，父母捨不得我遠離家鄉，擔心我飄洋過海，會不會出什麼意外。我反復向他們說明留在家裡沒有出路，因為燒日貨，可能還有被捕的危險。父母聽了，也覺得有道理，愛子心切，希望兒子能有點出息，最後還是同意了我去法國。自己去法國，要一大筆錢，家裡窮，就靠我幾個親戚幫助，籌措了三百塊銀元。這樣，我和十來位同學懷著富國強兵的理想，先到重慶，通過重慶商會會長汪雲松，到法國領事那裡辦了護照。

　　從此，我一別故鄉，就是三十六年。一九五五年我到西南調查軍事工業的情況，才重新回到時常思念的故鄉。回到家鄉，真是思緒萬千。我的父母和許多親朋故交已經去世，我默默地思念他們，但最使我思念的，是那幾位為革命而犧牲了的同鄉同學。那次回家，我到了江津中學，一到學校，鐘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吳平地等烈士的形象，立時浮現到我的眼前。他們在學校時就追求進步，關心時政，我們經常在一起議論國事，切磋琢磨。吳平地同志犧牲得最早，他是我的同班同學，中文基礎很好，一九二〇年北上考進北平師範大學後，經常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後來加入了共產黨，給李大釗同志當助手。不幸，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釗同志一起被捕犧牲。

　　鐘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同志也于一九二〇年前後去法國勤工儉學，其中鐘汝梅是與我一路走的，一九二一年還一起在法國克魯鄒鋼鐵廠做工。他在法國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來，我們在莫斯科學習回國，他也到蘇聯學習，一九二六年回國，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江蘇省軍委從事地下工作時被捕犧牲。戴坤忠、傅汝霖同志回國後，被派往洪湖地區賀龍同志的部隊中。一九三二年我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時，聽到這兩位同志在對敵鬥爭中先後英勇犧牲的消息。我站在校園裡，默默地緬懷著幾位先烈，為戰友的犧牲而悲痛，為我的母校哺育了這樣幾位先烈而感到自豪。現在，江津第一中學已經為他們建立了「革命烈士紀念碑」，以紀念先烈，教育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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