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林彪事件(8)

林彪事件(8)

　　在毛澤東一再指責下，黃永勝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開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及有關軍事部門負責人的會議上，對廬山會議和「批陳」問題上所犯錯誤進行「自我批評」。隨後，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也分別交出了書面檢討，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對「批陳」問題仍不作一字表示。

　　三月十五日，毛澤東審改「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時寫下批語：「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三月三十日，他又對河北省一位負責人在「批陳整風」會議上所作檢查寫了批示：「上了陳伯達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以來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三月十九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會議上的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裡去了。」

　　毛澤東的這些話，特別是「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其實是針對林彪以及黃永勝等的表現講的。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沒有放棄對他們的最後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同黃永勝等軍委辦事組成員前往北戴河，向在那裡的林彪彙報毛澤東有關揭批陳伯達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準備在最近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等問題。用周恩來的話說，「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彙報會，講幾句話，給他個臺階下。」

　　在北戴河的兩天裡，周恩來等連續同林彪談話。林彪口頭上表示「完全擁護」廬山會議以來毛澤東關於批陳問題的歷次指示，對最近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的檢討也表示「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書面檢討。他還說「完全同意」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把批陳引向深入。但是，他對自己的問題始終避而不談，毫無認錯悔改之意，也沒有表示他將出席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

　　周恩來等回到北京後，向毛澤東彙報北戴河之行的情況。毛澤東對林彪的態度非常不滿。他指著在場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嚴厲斥責：「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

　　四月上旬，吳法憲、葉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別向毛澤東交上他們重寫的檢討，其中不過是重複過去的一些觀點，又拼湊一些揭發陳伯達的材料，沒有也不可能觸及他們的後臺林彪。十一日，對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澤東批告周恩來：吳、葉的檢討「我已看過，可以了。」他要求把吳、葉的檢討連同黃、李、邱三人的檢討「向政治局會議報告，作適當處理。」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中央和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共九十九人到會。毛澤東在審閱上報的與會名單時提出，要增加中央軍委副主席陳毅、徐向前、聶榮臻三人。除陳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聶榮臻都出席了會議。會議聽取了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的檢討。受中央政治局委託，周恩來在會議結束時作了總結，指出黃永勝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不聽毛主席的話，站錯了立場，走錯了路線。會議期間，周恩來曾給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會議文件和毛澤東有關批示，並示意林彪到會講話，但林卻表示「堅決不講」，也沒有要出席會議的意思。

　　實際上，林彪對廬山會議以來開展的批陳整風，特別是毛澤東對黃永勝等抓得很緊的批評，越來越懷恨在心，甚至在公開場合明顯地表露出來。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結束時，恰逢「五一」節。這天晚上，勉強來到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的林彪一臉沮喪，始終不同毛澤東說話。在城樓上，他坐在毛澤東對面，幾分鐘後便不辭而別。林彪這一舉動，引起在場目擊者的議論和猜測。

　　但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人們根本不知道，也沒有料想到在這以前，一份殺氣騰騰的武裝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已經由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等炮製完成了。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軍司令部黨委辦公室任秘書，後經吳法憲介紹入黨。一九六九年十月，吳法憲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並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林立果。不久，林立果夥同周宇馳、王飛等人在空軍司令部組成「調研小組」，受到林彪的接見。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後，林立果將「調研小組」改稱「聯合艦隊」，葉群還為周宇馳、王飛等人規定了代號。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蘇州的林彪、葉群密謀後，又到杭州、上海一帶活動。同年三月，林彪擺出要「先搞一個計劃」，林立果在上海同「聯合艦隊」主要成員周宇馳、於新野等分析形勢、研究對策，於三月下旬擬出《「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是「武起義」的諧音，即武裝起義。「五七一工程」的名稱為林立果所確定）的草稿。《紀要》定稿後，曾由林立果連同有關政變資料帶往並「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葉群處。

　　《紀要》宣稱：九屆二中全會以來國內「政局不穩」，「軍隊受壓」，「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形勢「正朝著有利於筆桿子，而不利於槍桿子方向發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為此，《紀要》規定了武裝政變的實施要點、口號和策略，提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或「利用特種手段」如「轟炸、543（一種導彈代號。——引者注）、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等，實現「奪取全國政權」或形成「割據局面」，並提出「借蘇（聯）力量鉗制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紀要》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和毛澤東進行種種詆毀和攻擊。

　　根據《紀要》中建立「指揮班子」的計劃，同年三、四月間，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個據點，並指定人「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在林立果指使下，廣州、上海等地還組建了「戰鬥小分隊」、「教導隊」，要求隊員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緊進行有關特種技能的訓練。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之後，「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經過研究，決定「加快、提前」實施《「五七一工程」紀要》確定的政變計劃。

　　這些情況表明，為實現搶班奪權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鋌而走險、孤注一擲的犯罪道路。

　　這一年七月初，林彪、葉群離京去北戴河。前往機場送行的吳法憲發現：「林彪很沉悶，一句話也不講，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這段時間跟林彪有過接觸的黃永勝等，也都有這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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