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2)

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2)

　　六月二十日，毛澤東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尼雷爾講到帝國主義要顛覆某一個非洲國家時總要在它內部利用一些工具。

　　毛澤東說：

　　「過去我們留下了一些表現比較好的國民黨人，這

　　是我們的政策。我們沒有教授、教師，沒有辦報的，沒

　　有藝術家，也沒有會講外國話的，只好收羅國民黨的一

　　些人或者比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國民黨有計劃的隱

　　藏在我們的工廠、政府機關和軍隊裡。」「當然不是所有

　　教授、教師、技術人員一個也不好，不是這樣，但有一

　　部分很不好。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加以清

　　理，好的繼續留下來做工作，壞的踢開。」①（①毛澤東

　　同尼雷爾談話記錄，1968年6月21日。）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談到陝西問題，又說：「這些省所謂解放是怎麼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掃就解放了。東北裝了個口袋，一個也沒有跑掉。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這些壞人搞不出來。至於鑽進我們隊伍裡的壞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個工廠需要幾個月。」「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會主義革命之氣，是群眾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②（②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8年7月12日。）

　　幾天後，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又寫來報告說：「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一直在進行著變天活動。據統計，全省光是軍、政、警、憲、特五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漢奸、反動會道門中小道首即達四十二萬人，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這些人是翻案復辟的急先鋒。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打進了我們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事業單位和各種文化界。」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獨廣東一處。」③（③毛澤東對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關於廣州地區敵情的報告》的批語，手稿，1968年7月21日。）

　　正因為如此，儘管他一再強調要正確掌握政策、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嚴禁逼供信、防止擴大打擊面，實際上卻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對敵情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又在「文化大革命」以來異常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和極為緊張的政治氛圍中，採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張旗鼓地發動這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結果，各地到處出現對被懷疑有歷史問題或視為有現行反革命行為的人任意扣押批鬥侮辱、採取逼供信等現象，導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時間雖不長，造成的後果卻很嚴重。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整整兩年。從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蘇、寧夏、湖南、安徽、陝西、遼寧、四川等省、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但還有雲南、福建、廣西、西藏、新疆五個省、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沒有建立，原因是這些邊遠地區的情況更為錯綜複雜，各種矛盾交織，導致兩派長期對立，武鬥不斷加劇。其他有些地區的武鬥也仍在繼續。

　　毛澤東深深感到，必須用更大的決心，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來制止這種造成嚴重災難的派性武鬥。

　　在各地的武鬥中，廣西的情況最為嚴重：一部分人破壞鐵路交通，無法恢復通車；搶劫援越物資，拒不交還；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機關和部隊，搶奪武器裝備，殺傷指戰員；武鬥還造成兩派群眾大量傷亡。六月三日，毛澤東在接見軍隊團以上幹部學習班後說：「廣西的武鬥，主要是柳州、南寧。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裡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搶了一千八百多萬發子彈。」①（①毛澤東接見部隊團以上幹部學習班瀋陽、南京班時對陪同接見的領導幹部的談話記錄，1968年6月3日。）十三日，中央發出特急電報②（②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柳州鐵路地區恢復交通的五點指示》。），他們仍拒不執行。七月三日，經毛澤東批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佈告》，稱為「七•三佈告」。《佈告》中以嚴厲的措詞規定：

　　「一、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

　　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二、無條件地迅速恢復柳

　　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干擾和串連，

　　保證運輸暢通。三、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四、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五、一

　　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立即返回本

　　地區、本單位。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

　　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臺等現行反

　　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①（①中共中央、國務院、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佈告，1968年7月3日。）

　　《佈告》發佈後不久，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又將湖南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宣傳貫徹七三佈告情況》轉發各地，並要求各地檢查宣傳情況，加強領導，「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戶曉」。

　　但是，一些地區的武鬥並沒有因「七•三佈告」的發佈而停止下來。在陝西出現專業的武鬥隊，連續製造一系列極其嚴重的事件，包括：搶劫國家銀行、倉庫、商店；燒毀和炸毀國家倉庫、公共建築和人民房屋；搶劫車船，中斷鐵路、交通、郵電，私設電臺；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武器裝備，殺傷指戰員。七月二十四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再次發出《佈告》，稱為「七•二四佈告」。《佈告》規定：

　　「一、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

　　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七•三

　　佈告』，不得違抗。二、立即停止武鬥，解散一切專業

　　武鬥隊，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產。拆除工事、據

　　點、關卡。三、搶去的現金、物資，必須迅速交回。

　　四、中斷的車船、交通、郵電，必須立即恢復。五、搶

　　去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必須立即交回。六、對於確

　　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搶劫、破壞國家財物，中斷交通通

　　訊，私設電臺，衝擊監獄、勞改農場，私放勞改犯的現

　　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後操縱者，必須堅決實行無產階級

　　專政，依法懲辦。」①（①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

　　中央文革佈告，1968年7月24日。）

　　以往，毛澤東要求制止武鬥的一系列要求以內部談話、電報和文件等方式表現出來，只有少數人能看到，社會上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現在採取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公開張貼佈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鬥操縱者「不得違抗」，否則將「依法懲辦」，力度就大得多，也顯示毛澤東已不能容忍這種混亂狀態再持續下去。

　　「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的相繼發表，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使國內緊張局勢得到明顯緩解。但在一些地區也發生把群眾組織一些嚴重錯誤行動定為反革命事件，從而在這些地區造成嚴重後果。

　　緊接著，毛澤東又採取一項大行動：直接找北京高等學校造反派組織的頭面人物談話，對他們發出十分嚴厲的警告。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北京高等學校造反派組織一直派人到全國各地串連，設聯絡站，煽風點火，興風作浪，不少地區的嚴重事件是在他們直接指揮下發生的；各地造反派組織也紛紛設立「駐京聯絡站」，在一九六七年達到數千個。②（②謝富治、鄭維山、傅崇碧關於北京市奪權籌備工作的報告，1967年3月5日。）這是武鬥不止的重要根源。它們的頭面人物是：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當時號稱「五大領袖」。

　　那時候，北京高等學校多數師生已對這種無休無止、徒然造成嚴重破壞的派性武鬥十分厭倦，做了「逍遙派」。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大多數人是你們要打你們就去打，我不來。他們當逍遙派。」①（①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8年7月12日。）但聶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後臺」，把自己封成「一貫正確」，一意孤行，不僅插手各地武鬥，而且繼續在北京高等學校內指揮大規模武鬥，不斷釀成流血事件，在全國造成惡劣影響。毛澤東認為這種狀況已不能再延續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經他決定，向清華園派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向校內兩派學生宣講政策，收繳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鬥。進入清華園的工人宣傳隊員達到兩萬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卻下令以武力「還擊」工人宣傳隊員，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幾百名工人受傷。這使毛澤東十分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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