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3)

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3)

　　七月二十八日淩晨，毛澤東緊急召見聶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談話從晨三時半開始，到八時半結束，持續五個小時。毛澤東同北京高等學校紅衛兵這「五大領袖」直接談話，並且談了這樣長時間，是以往從來沒有過的。

　　他一開始就針對蒯大富揚言工宣隊背後有「黑手」的說法，嚴厲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說是誰指揮這麼多工人，在那裡圍著他學校，壓迫紅衛兵啦。黑手就是我。」接著，他說：「你們看怎麼辦？這個大學武鬥。總要解決嘛！你說搞了兩年了，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但你們是搞武鬥。」他提出四種解決辦法：第一，軍管。第二，一分為二。「大學要那麼大幹啥呀？你們一派住一個城市，不要在一個城市。」第三，「統統不要，叫鬥批走。不是學生講了嗎？鬥批走，鬥批散。就按照他們的意見辦。」「這也是一種辦法，統統走光，掃地出門。」第四，工人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鬧。也可以讓你們鬧，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萬年。「也不逼著你們就在這裡答覆，回去你們也可以開點會，考慮考慮。」

　　毛澤東說：「這些都是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料得到又這麼打起來呀？開頭，我們說嘛，停課半年，登了報的。後頭說不行，一年。後頭說又不行，兩年。後來我索性放長一點，三年嘛。我說現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時候給你多少時候。」「今天我特別搞了錄音，因為你們回去呀，各取所需。你們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這個東西。」

　　他十分嚴厲地說：「第一條我是講你們脫離群眾。這個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些人講，廣西佈告只適用於廣西，不適用北京。那好啊，現在我們又發了一個陝西的。又會有人講，只適用陝西。那麼就發一個全國的通告。無論什麼地方，凡有所列舉的罪行之一者，都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個別的捉起來。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軍啦，破壞交通啦，我看消滅它！這是土匪、國民黨！」「如果堅持不改，堅持要這麼搞，那麼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壞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圍剿！」

　　蒯大富因為打死了工人宣傳隊員躲了起來，比較晚才趕到。在他到來前，參加談話的人中間有的要韓愛晶勸一下蒯大富。韓愛晶說：「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權的是運動初期造反的那派。武鬥以後，他以為武鬥就可以把『四一四』(清華大學另一派群眾組織。——引者注)殲滅，實際上殲滅不了。他的力量達不到控制這個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對他說：這對你不利，對全國的紅衛兵也不利，給咱們垮臺創造了條件。實際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經騎在老虎背上，下不來。」毛澤東立刻插話說：「先把這個老虎打死。」

　　聶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動歷來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澤東對他們嚴厲批評這種場合，江青處在十分尷尬的地位。她插話說：「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訪的、逃來的，你們藏起他們來，我們也有委託，你們都做了，這個是好的。但是現在呢？變了，就得認識了。」她這樣推託：「我們一直是心疼你們的。怎麼辦？你們後頭那個東西我們也搞不清楚。你們當面聽我的話，背後也不聽。有的呢？也聽一些。」毛澤東接著說：「現在我們採取了一個辦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們再搞，就是用工人來干涉。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是輪到一些小將犯錯誤的時候。」

　　林彪說：「今天是毛主席親自關心你們，親自找你們來談，最重要的、最明確的、最正確的、最及時的表態。假如你們這次還是置若罔聞啦、不在話下呀，那麼繼續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錯誤。」他也說了一些緩和的話：「去年，前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們這些學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是現在的情況看呢？」「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實行大聯合的方面，你們的學校走到後面了，落後了。沒有看到這個全國的形勢，運動發展的階段，現在應該做什麼，看不到這個需要，還在老搞那一套。」「被壞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減少，開始走上反面。」

　　江青又對韓愛晶說：「我有錯誤，寵了你。」「寵壞了，就是寵壞了。現在我看還是主席這個方法好。」韓愛晶說：「別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對我們幾個不要了。」江青說：「你們不要搞得我們愛莫能助了。」

　　毛澤東最後說：「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①（①毛澤東等同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談話記錄，1968年7月28日。）

　　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在當天整理印發了一份《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傳達要點)》。三十日，又重印了這份「傳達要點」。重印時增添了一些話，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們歡迎和支持首都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少數有武鬥的大學宣傳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佈告』，勸說學生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們支持、尊重人民解放軍。」①（①《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傳達要點)》，重印本，1968年7月30日。）北京市由大專院校紅代會出面召集四十四個大專院校的代表進行傳達。有武鬥的六所院校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收繳武器。聶元梓、蒯大富等在大會上作了檢查。

　　八月八日，毛澤東接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吳德談高等學校問題，說：「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所謂『五大領袖』，群眾不信任他，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他，學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幾百人勉強控制，怎麼行呢？學生為人民沒作什麼好事，怎麼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點好事，才能取得群眾信任。」②（②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吳德談話記錄，1968年8月8日。）

　　為什麼這時又要派出工人宣傳隊呢？首都衛戍區司令員溫玉成向毛澤東彙報時這樣解釋：「現在北京的學生不怕解放軍，就是怕工人。因為他們摸到解放軍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軍對學生沒有辦法，工人硬一些。」③（③溫玉成向毛澤東彙報的記錄，1968年8月17日。）

　　八月十九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又談到高等學校的問題。他說：「要依靠教員、學生、工人中的積極分子，但光依靠他們還不行。有的學校就是不搞鬥批改，專打內戰，所以要派解放軍和工人進去，或者解放軍少一點工人多點，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遙派的動向，逍遙派是多數。他們之所以逍遙，就是他們反對打內戰，不願意搞武鬥。一搞武鬥就說對方是國民黨，這個我也是罪魁禍首，說是國民黨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但是說人家是國民黨要查明有據。所謂國民黨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他在這次講話中作了一個重要判斷：「今年下半年，整頓、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時候了。」「九月或十月要開個會」，「叫做工作會議或全會，全會到半數以上就可以。」姚文元問道：「要準備什麼？」他回答說：「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階級隊伍；三是整黨；四是減薪，科室人員下放。廠長、副廠長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①（①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8年8月19日。）他認為，在接連採取幾項大動作後，局勢發展還是比較樂觀的。

　　八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批示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題目原來是《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毛澤東把它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_切》。他在審改時加寫道：「首先的任務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體上清理階級隊伍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做的。」面對大量客觀存在的問題，毛澤東覺得對「文化大革命」的宣傳不能過分。他在審改這篇文章時，把稱頌「文化大革命」的慣用詞「史無前例的」刪去，並且寫了以下批語：「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②（②毛澤東對姚文元文章送審稿的修改和批語，手稿，1968年8月22日。）在這前後不久，他還多次提出不贊成使用「文化大革命」是「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創舉」、「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發展」一類說法。

　　「是時候了」，毛澤東八月十九日說的這句話，短短四個字，卻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澤東此時此刻的心境，認為他期待很久的那個時候終於到了。

　　形勢確實發展得很快。八月十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先後批准雲南、福建、廣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這樣，全國除臺灣省以外的二十九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員會，當時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這在毛澤東心目中是一件有著標誌性意義的大事。九月七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名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的社論，宣稱：「它標誌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鬥、批、改階段。」①（①1968年9月7日《人民日報》。）

　　八、九月間，毛澤東接連批示發表了一批調查報告，並為有些調查報告寫了「編者按」或作了修改。它們包括：《上海工人技術人員在鬥爭中成長》、《農村的教育革命必須依靠貧下中農》、《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等。在關於「五•七」幹校的批語中，他寫道：「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②（②毛澤東對《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一文的批語，手稿，1968年9月30日。）這以後不久，他又提出知識青年上山F鄉的問題。在不長的時間內集中地發表那麼多有著毛澤東所寫編者按或批語的調查報告，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它同前一階段毛澤東言論的調子形成明顯反差，說明毛澤東這時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繼續發動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鬥爭，而更多地轉移到鬥、批、改上來，轉移到怎樣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體制和新秩序上來，也就是更多地從「破」轉到「立」上來，儘管他所設想的那種新體制和新秩序事實上是行不通的，甚至產生了不少流弊。

　　既然「是時候了」，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便突出地提到毛澤東的議事日程上來。他這樣提出問題：「全國一片紅了，中央什麼時候開九大？」當然，要召開九大，先要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九月十九日，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召開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情況報告送交毛澤東。報告中說：「十二中全會要解決什麼問題？一是準備召開黨的九大；二是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經驗；三是解決不僅在實質上、而且也在組織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問題，順帶著也就解決了國家主席問題。」①（①周恩來等關於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召開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情況給毛澤東等的報告，手稿，1968年9月19日。）毛澤東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說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會上討論才能作出決定，並指出：「我認為，暫時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中央全會也不要擴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夠了。」②（②毛澤東對周恩來等報告的批語，手稿，1968年9月2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九周年的國慶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擬了慶祝國慶的標語口號。毛澤東審閱時刪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條(「向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央文革致敬」)，並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條，不應用自己名義發出的口號稱讚自己。」③（③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九周年標語口號》草稿上的批註，手稿，1968年9月25日。）

　　十月一日，毛澤東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萬軍民共度國慶，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當巴盧庫講到這場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偉大勝利時，毛澤東說：「工人階級在各主要城市已經統治一切了。在農村的絕大部分地區，農民也已占統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學生是運動的先鋒，現在落後了。」巴盧庫問：「你們黨快要開代表大會了吧？」毛澤東回答：「是的。要總結工作，選舉中央領導。」「所有的工廠都要來一個改革。人民公社、學校、機關都要來一個改革。要發動群眾改。」①（①毛澤東同巴盧庫談話記錄，1968年10月1日。）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