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

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1)

　　經過一九六七年「全面奪權」和到處派性武鬥的大動盪後，進入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對派性、制止武鬥、促進大聯合、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上來。他仍設想這場「文化大革命」能夠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經毛澤東批准發表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元旦社論表明了他對局勢的這種估計。社論寫道：「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偉大鬥爭已經開始了。」①（①1968年1月1日《人民日報》。）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已經為期不遠了。

　　這年一、二月間，甘肅、河南、河北、湖北、廣東、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國內局勢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穩一些。但事情的發展，並不像毛澤東所估計的那樣樂觀。已經陷入嚴重動盪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難收拾的。有些地區和有些部門情況仍極混亂，甚至繼續惡化，其中最嚴重的是鐵路運輸方面。

　　二月二日，津浦鐵路上兩列客車遭到武裝搶劫，乘務員數人被綁架，槍支等被搶走。這條鐵路的幾處路段被毀，通訊調度中斷，幾座鐵路橋、公路橋被炸。四日，周恩來將鐵道部軍管會生產指揮部關於徐州地區鐵路運輸中斷情況的報告送給毛澤東，並且寫了一封信說：這種破壞鐵路的情況，在徐州、蚌埠、鄭州、連雲港十字線上為最甚，次之為衡陽、柳州、廣州三角線上，再次為昆明、成都一線。他在信中提出：這些破壞鐵路、炸毀橋樑的行動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必須實行專政措施。毛澤東閱後批示：「完全同意，退總理辦。」①（①毛澤東對周恩來等1968年2月4日報送的鐵道部軍管會生產指揮部關於徐州地區鐵路運輸中斷情況報告的批語，手稿，1968年2月。）

　　保存下來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記錄道：「總理說：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業、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聯合，『三結合』。」「主席說：『凡破壞鐵路，就消滅。」』記錄還談到反對派性的問題，寫道：「主席說過，清一色是沒有的，世界上就沒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這種觀點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煩了，要超脫派性。錯了就檢討，沒有關係。可以作深刻的檢討，可以承擔責任。不管是黨、政、軍、民，都是軍隊負責。」②（②《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他希望由軍隊出面作檢討，承擔責任，消除隔閡，早日實現大聯合，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普遍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個講話記錄，傳達到軍一級和軍區機關有關部長。

　　毛澤東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件事，把它看作穩定局勢、著手建立新體制和新秩序的關鍵。三月間，他提出：「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他還說：「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繫群眾。」③（③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報》。）這些話，在稍後不久的「兩報一刊」社論《革命委員會好》中以黑體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的主要關注點所在。

　　這時，出人意外地發生了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這件事是林彪、江青聯手發動的。楊成武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列席人員，余立金是空軍政治委員，傅崇碧是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一九六七年夏，楊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歷時兩個多月。途中，楊成武聽到過毛澤東對林彪等不滿的一些話。回北京時，葉群問他：「你隨主席出去，主席講過哪幾位的話？講沒講林總的什麼話？」楊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澤東沒有講過。不久後，林彪便說：「楊成武封鎖我，他跟主席視察大江南北三個月不向我彙報。」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要求，要楊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魯迅手稿的下落。這些手稿是戚本禹取去的。幾天後，擔負查找任務而到釣魚臺的傅崇碧被江青誣稱「武裝衝擊中央文革」。楊成武替傅崇碧說話，又再次得罪了江青。在林彪、江青眼中，楊成武等已成為他們的「異己力量」，便發動突然襲擊，以莫須有的罪名把他們打倒。

　　打倒楊、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林彪在毛澤東面前已表明了同楊成武勢不兩立、不能共存的態度。楊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釋後，周恩來曾告訴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發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應。」①（①《楊成武將軍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03、339、3加、374頁。）但毛澤東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個文件上批示：「建議在這個文件上，楊成武、張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引者注)均不點名，留有餘地，將來要點也不遲。」②（②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批示稿的批語，手稿，1968年4月6日。）後來，他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的講話中又就這件事作了自我批評：「所謂的『楊、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聽了一面之詞，所以犯了錯誤。」①（①毛澤東同出席中央軍委會議全體人員講話記錄，1973年12月21日。）

　　對毛澤東來說，他這時關注的重點仍放在制止武鬥、實現「三結合」的大聯合上。但許多地方的大規模武鬥不僅仍在繼續，而且十分激烈，這是什麼原因呢？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這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錯誤部署必然導致的結果；相反，卻從他習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路出發，認為一定是有階級敵人在背後操縱指揮。他曾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過。等到事情出來以後，就看出了現象。」「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鬥爭。解放後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鬥的幕後指揮。」②（②毛澤東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2月18日。）

　　基於這樣的認識，四月十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芙蓉國裡盡朝暉》中又用黑體字刊出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性質的新判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③（③1968年4月1O日《人民日報》。）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一個新的提法，使問題進一步升級；「文化大革命」初期衝擊的對象，主要是黨政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著或被懷疑有這樣那樣歷史問題的人，涉及的社會面更廣。這樣，「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內容，就是在全國範圍內清理階級隊伍。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開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並發出《關於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這以後，便掀起了再度席捲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毛澤東在發動這場運動時，曾多次強調要正確掌握政策，要給出路，防止擴大打擊面，嚴禁逼供信。他說：

　　「整頓隊伍，把壞人抓出來，基本上是對的。自從

　　我說了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戰爭的繼續後，抓了一批

　　國民黨壞人。抓壞人還是要搞，但是要有條件，要有人

　　掌握。搞到什麼時候，就要煞車。」

　　「十六條規定，現行反革命就是殺人、放火、放毒、

　　破壞國家財產。貼了幾張反動標語，也不一定要抓嘛！

　　總之，現在現行反革命的範圍相當擴大。」

　　「只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麼去搞，

　　不要使人毫無出路。」

　　「對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

　　本分別，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根本分別，是資產階

　　級專政同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分別。」①（①毛澤東關

　　於武鬥、造反等問題的講話記錄，1968年5月11日。）

　　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

　　「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隨便殺

　　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

　　得講。我們還是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抓

　　一個人來審，這時一般的心理狀態，就是希望他供出來的

　　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會供，供了你就會相信，

　　又會要許多人這樣去供。這樣做也不好。」

　　「投降過國民黨就永遠忠實於國民黨，投降過共產

　　党就永遠忠實於共產黨，這個規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

　　敵人抓住了，放出來了，登報了，但不一定永遠依靠敵

　　人。他還參加了長征，參加了抗日嘛，沒有做過大壞

　　事。一抓歷史，後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講投降是

　　好事。」

　　「我們黨的歷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打AB

　　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

　　黨，都反映了黨的歷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①

　　（①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8年5月

　　8日。）

　　幾天後，他在新華社《文化革命動向》內部參考特刊所載的《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上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他還在這份材料的一些話下面畫了粗線，如：「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跟在群眾後面，看著群眾這樣亂揪鬥下去，當群眾的尾巴呢？還是站在群眾前頭，引導群眾，指導運動，把群眾運動納入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呢？」「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必須從嚴要求，也要注意團結。」在材料中「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過來』的人」下面，還畫了雙線。②（②毛澤東在新華社《文化革命動向》第1220期上的批語，手稿，1968年5月19日。）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全國。

　　但是，在各地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違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錯案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劇。這同當時社會上無政府主義氾濫、政治氣氛十分緊張有關，也同毛澤東對敵情的過高估計和採取的錯誤方法直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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