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8)

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8)

　　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到處指使並支持造反派採取極端行動，製造事端，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毛澤東決定採取對他們隔離審查的斷然措施，對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是一個沉重打擊，在社會上引起不小震動，對遏制局勢進一步惡化產生了積極影響。

　　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坐火車離開上海，經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這些省的負責人談話，講得最多的仍是正確對待幹部和消除派性問題，希望儘快地出現一個「革命大聯合」的穩定局面。

　　在浙江，他一開始就談怎樣正確對待幹部的問題，說：「龍潛、阮賢榜(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省軍管會副主任。——引者注)有錯誤，還要幫助他們，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農民對待地主一樣。對待幹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坐噴氣式、抄家、戴高帽、掛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這種做法破壞了我們的傳統。對國民黨的杜聿明、黃維、王耀武還優待嘛！希望他們錯了就改嘛，能站出來。哪有那麼多人要打倒啊！對幹部要一分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殺了，他們過去還打過很多仗嘛！」對打派仗的問題，他又說：「紅衛兵、工廠的工人分兩派，一個工廠、學校分兩派，我想不通。雙方都有後臺。」他歸納起來說：「形『左』實右，現在還是以極左面目出現，這是主要的。」「運動的第一年已經過去了，第二年又過了三個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節差不多了，可能有個眉目了。」①(①毛澤東同南萍、陳勵耘談話記錄，1967年9月16日。)

　　在江西，他說：「幹部垮得這麼多，究竟是個好事還是壞事？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懷疑一切。這種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與社會上壞人勾結在一起。我們不是專為保守派說話，是教育左派的問題。總之，要團結大多數嘛！」「要拿一個綱領來團結起來，不是拿哪一個為核心來團結起來，我還是偏向於要多一些人。」「總而言之，打擊的面要縮小，教育的面要擴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澤東同程世清等談話記錄，1967年9月17日。)

　　在湖南，他說：「學校造反派也要學政策，什麼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兩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總想不通。越壓越反抗。」但他又說：「清理幹部得搞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②(②毛澤東同黎原、華國鋒、章伯森談話記錄，1967年9月18日。)

　　毛澤東所說的「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這句話反映了毛澤東對如何處理群眾運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基本態度。在他看來，這些問題是需要解決的，但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難以解決，急著去解決也解決不了，而現在似乎快到時候了，應該提出批評那些「與社會上壞人勾結在一起」的「極左派思想」。

　　據楊成武回憶：「在視察途中，毛澤東還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結束後，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他還列舉了鄧小平、烏蘭夫、彭真、賀龍等人。」③(③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頁。)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漢同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談話，重點放在他正考慮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說：「要開一次九大，準備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後年一月份召開。」「要解放一批幹部，大膽使用一批幹部，多數的幹部是好的。」「中央委員會要擴大。怎樣擴大？中央委員會要選些新鮮血液，代表裡要有新鮮血液。」「要不要開人民代表大會？什麼時候開人民代表大會？」「黨的機構、政府機構都應大大縮小。」④(④毛澤東同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談話記錄，1967年9月19日。)

　　二十日，他找武漢軍區和湖北省的領導幹部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又說到：「大概(明年)春節以前，全國基本上解決問題，還有四個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麼時候開的問題，說：「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開，至少後年一月份開。」他又一次說：「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這裡顯然流露出他對林彪已有不滿。他還談到鄧小平，說：「鄧小平是不是要保？一個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①(①毛澤東同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記錄，1967年9月20日。)這是他一直在考慮的問題，但以前還沒有這樣明確地說出來。

　　二十一日上午，毛澤東根據各地解決問題的情況，很有把握地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全國在春節前就差不多了，解決了。」並且說：「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結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頁。)

　　當天，毛澤東離開武漢，經過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這次南巡共兩個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轉發了《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這是中央在「一月奪權」以來第一次下達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比較系統的論述。但由於他沒有改變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這些談話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亂狀況仍在發展。

　　為了扭轉這種混亂局勢，在毛澤東回到北京前後，經他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連續發出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八月二十五日)，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九月五日)，關於嚴禁搶奪國家物資商品、衝擊倉庫、確保國家財產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關於在外地串連學生和在京上訪人員立即返回原單位的緊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關於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關於各級軍區機關目前不搞「四大」和軍以下部隊堅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穩定局勢，恢復社會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納入他預期的軌道中去。

　　但是，局勢並沒有因此得到緩解。這從周恩來接見北京大專院校學生的談話中可以看得出來。他這樣講：對你們來說，始終我們的話是不靈的，而錯誤的估計、極左的東西卻不脛而走，傳遍全國。直到現在，各地還在揪「軍內一小撮」，許多群眾組織還在打「內戰」，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無政府主義、「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從你們的言行中表現出來，這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是完全錯誤的。①(①周恩來接見北京市大專院校「天派」代表時的講話記錄，1967年9月16日。)

　　毛澤東對自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始終深信不疑。他看到運動中出現的某些問題，並採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糾正，但看到社會上不少人對「文化大革命」產生懷疑，又認為有必要維護「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視「主流」。他在同外賓談話時尤其強調這個方面。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中國的事情有一部分幹得還可以，有一部分幹得不好。如果統統幹得好，還搞文化大革命幹什麼？正是有個黑暗面，要改變。」「在去年夏季贊成我們這一些道理的，贊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數。那時，工人還沒有起來，學生受壓迫，左派站不起來，紅衛兵剛剛衝破汶個壓迫。現在來看．情況就不同了，工人起來了，革命派占了多數。現在可以說，多數省革命派占了多數。」他又說：這是社會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社會上有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它就要在共產黨裡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勢估計得嚴重一點，我說我們這場鬥爭的第一個可能性是失敗，第二個可能性是勝利。」「現在可以看出一個眉目來了，第一個可能性是勝利，而不是失敗。」①(①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9月30日。)

　　十月三日，他會見剛果(布)總理努馬紮萊時，提出一個重要論點：「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他又用很長時間來講幹部問題，說：「我只要求你(指幹部。——引者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什麼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道理為什麼要罵人？」「這樣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評你，當然不會因為這些打倒你。這次一年多的一個大批判運動，可把這些幹部嚇一跳。」另一方面，他說：「無政府主義也大大發展了。有那個思潮，暴露出來好，我們就可以教育。」努馬紮萊插話說：外國人講中國亂得很。毛澤東說：「亂了一會就不亂了，請他亂，他也不亂了，他鬧夠了，不鬧夠不行。學生、工人、農民都起來鬧，這個時候差不多了。」「一個工廠為什麼要分成兩派，而且打得那麼凶？這沒有道理。他打夠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眾不想打了，上面頭子孤立起來了。中央講幾句話，就是給他一個下臺階的機會，講早了不行。」他對形勢仍估計得很樂觀，說：「現在沒有危險了，我已經走過了。打夠了，不願再打了，問題已解決了。好像身上長了一身膿瘡，把膿擠出來，身體更健康了。」②(②毛澤東同努馬紮萊談話記錄，1967年10月3日。)

　　十月十二日，毛澤東再次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對他們說：「這是一次審查幹部的好機會。」他又講到：我們有一部分幹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幹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因為國家這麼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沒有見過，人都不認識。「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為什麼我們不怕亂呢？因為你不讓它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從九月下旬起，全國聯合的多，不聯合的少。大體上他們打夠了，鬧夠了，我看工人、農民、學校、機關有點不想幹了。我們要全面解決還得幾個月。」「還有一個問題，大概明年或後年我們開黨代表大會，把党重新建立起來。」①(①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會見以謝•佩奇為首的阿中友協代表團時再一次說到：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大審查，用群眾性方法來審查幹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橫豎不殺，搞錯了將來平反」。②(②毛澤東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2月18日。③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7年11月5日。)

　　從對形勢的這種樂觀估計出發，毛澤東把召開九大和整黨的問題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了一次，說：「其實，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軍，也是整工、青、婦、學。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當然，壞人還是搞不乾淨，一次搞乾淨是不可能的。整黨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統統搞好。九大以後，根據新的黨綱黨章，繼續重新整黨建黨。」他又說：「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裡來。舊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有朝氣。」③他要求擬出幾條徵詢意見性的辦法，在十一月內發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見集中起來，再發一個指示。根據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後發出《關於對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和《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

　　在著手籌備九大和整黨工作的時候，毛澤東認為需要對「文化大革命」從理論上加以總結，以利於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實鞏固下來。這個理論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中發表的，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編輯部文章把這個理論的要點歸納為六條：(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它是建立在對當時我國階級鬥爭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基礎上的。對於黨和國家機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而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那樣做的結果，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這篇編輯部文章，是陳伯達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澤東晚年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思想。文章發表前是經過毛澤東看過並同意的。

　　在毛澤東看來，一切似乎正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勢，認為「打夠了，不願再打了，問題已解決了」，可以在此基礎上著手創造出一個新的局面來。可惜事實卻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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