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7)

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7)

　　毛澤東從武漢轉移到上海後，在這裡住了將近兩個月。劇烈動盪的現實已使他難以像從前那樣到處巡視，更難以自己進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調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閱讀文電、報刊以及從少數能同他接觸的人員那裡來瞭解國內外情況，指導工作。但是，面對如此複雜多變的局勢，通過這些渠道瞭解得來的情況十分有限，有些還是虛假不實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見往往同客觀現實有很大距離。

　　八月十六日，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兩位專家談話。他計算著「文化大革命」還需要進行多長時間，覺得從目前情況來看，這個時間比他原來預計的要長，但仍認為有三年總可以夠了。他說：「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所以不要著急。凡是爛透了的地方，就有辦法，我們有準備。凡是不痛不癢的，就難辦，只好讓它拖下去。」「卡博和巴盧庫同志是一、二月份來的。當時我要留他們呆到四月份。我說過，三個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現在的設想有些改變。經過四、五、六、七月，現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時間要放長一些，從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場革命，就不會輕鬆。這是一場嚴重的鬥爭。」如何對待當前「天下大亂」的局勢？他仍堅持原來的看法，說：「有些地方還要亂一些時候，亂是好事。有些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你們高興亂呢？如果沒有大亂，矛盾就不能暴露。」「幹部倒下的是少數。如上海市、區、縣，各部委，工廠黨委和支部書記，要打倒的、靠邊站的是少數。」①(①毛澤東同萬捷爾•莫依修、繆非特•穆希談話記錄，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來，一時被打倒的，還可以再站出來。

　　九月四日，他在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彙報後，著重談了如何控制局勢的問題，說：「發出一個不許搶槍的命令，這個好。」「要解放一大批幹部，對！」「有的『四大』(指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引者注)搞得很慘，何必那麼搞？犯錯誤的幹部，主要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外是長期脫離群眾，現在群眾要報復一下。現在搞一下也沒有什麼了不得，又不是向敵人下跪。」②(②毛澤東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時的講話記錄，1967年9月4日。)

　　九月九日晚間，他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談話。他特別關心「大聯合」問題，把它看作解決各省問題、改變當前嚴重混亂狀況的關鍵。他說：「我們文化大革命搞到現在，有兩個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從此天下分裂。如南京、無錫、北京兩大派，勢不兩立。全國到處兩大派，如果統一不起來，這樣會不會像辛亥革命以後那樣全國出現混亂狀況、長期分裂？」「怎麼最近又有那麼多幹部不好了？揪了那麼多，紅衛兵把幹部掃多了。」他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談話，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計算了一下，說：現在有七個省、市的革命委員會是比較好的，還有幾個省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今年還有不到四個月，可不可以再解決十個省？如果再解決十個省，形勢就很好了。

　　他又談到上下級關係問題，說：「龍潛(浙江省軍區政治委員、省軍管會主任。——引者注)整得過分啦，搞噴氣式，罰跪，挨打，掛牌子。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事？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戰士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有機會就爆發了。一年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戰士有意見就讓他講一講，講完了他就沒有意見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囑說：「要告訴造反派的頭頭：你們現在正是犯錯誤的時候。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現在有點嚴肅、緊張有餘，團結、活潑不足。要講團結。幹部有錯誤，有問題，不要背後說，找他個別談，或在會議上講。」「現在小將提口號，不留餘地。過去『紅總』(江蘇省一個群眾組織。——引者注)提『打倒許世友』；現在告訴他們不能打倒許世友，『八二七』(江蘇省另一個群眾組織。——引者注)又提『誰打倒許世友就是反革命』。這樣又要犯錯誤啦！」

　　他特別關心工人中分裂為兩大派的問題，說：「工廠的問題，我就講啦，一個工廠都是工人，為什麼分兩派，我想不通。在武漢開會，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談話時，王力好凶啊，好凶啊！」當有人談到上海交通大學的「反到底」組織提出要以它為核心時，毛澤東說：「什麼核心？核心是實踐中群眾承認的，不是自封的。」①(①毛澤東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記錄，1967年9月9日。)

　　在上海期間，為了遏制國內局勢的進一步惡化，特別是看到全國內政外交有瀕於全面失控的危險，毛澤東作出一項有全域性影響的重大決斷：對「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到處煽風點火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實行「隔離審查」。

　　這項決斷的直接導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對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講話(當時被稱為「王八七講話」)。那時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o」事件前後的混亂局面，組成千人「揪陳大軍」，矛頭直指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八月七日晚，從武漢回到北京並受到盛大歡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約見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聯絡站」代表，公然煽動他們奪外交部的大權。他說：「外交嚇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就這麼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的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持的。你們有什麼過火？我沒有看到有多少過火的地方。」①(①王力關於外交部奪權問題的講話記錄，1967年8月7日。)在王力的煽動下，外交部造反派沖砸了外交部，宣佈「奪取」部黨委的大權。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衝擊並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一起建國以來最嚴重的違法涉外事件。

　　八月二十五日淩晨一時，周恩來單獨約見剛從上海毛澤東處來到北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對近來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別談到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把一份講話記錄交給楊成武，要他立刻送給毛澤東看；還談了關鋒主持起草的《紅旗》社論中「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他後來對外賓說：「在一九六七年，的確有極左思潮的干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①(①《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頁。)

　　楊成武在周恩來同他談話的當天上午立刻直飛上海，向毛澤東彙報周恩來的意見。楊成武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景：

　　「毛澤東邊聽邊抽煙，不說話，也不提問。聽罷匯

　　報說：『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慮考慮，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澤東對我說：

　　『你馬上去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我從毛澤

　　東那裡出來，給專機組打電話安排好飛機後，又回到毛

　　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喝了一口茶，說：『我考慮好了，

　　我說你記。』我準備好筆和紙後，毛澤東繼續說：『王

　　(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

　　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

　　負責處理。』毛澤東將記錄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

　　去請總理馬上辦。」』「當我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我

　　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

　　他作檢討，爭取一個。」』「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趕

　　赴釣魚臺，單獨向周恩來彙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

　　決定，事不宜遲，馬上開會。」「當晚，在釣魚臺，周恩

　　來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參

　　加。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

　　要決策。』他嚴肅地逐字逐句地宣讀毛澤東的指示。隨

　　後便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後來，又根據毛澤東在

　　一次會議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來。」②(②張子申

　　《楊成武將軍訪談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

　　第43—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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