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3)

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3)

　　三月十三日，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這次會議是為了要求軍隊幫助地方搞好春耕生產而召開的。周恩來在講話中宣佈：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碼頭、鐵路局、海港)、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企業事業單位，都應實行軍事管制。他在報告中說：

　　「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包括天津市)，已

　　經實行軍管或等於實行軍管的加上已經批准準備實行軍

　　事管制的有十個：陝西、新疆、青海、西藏、雲南、廣

　　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已經實行『三結合』奪

　　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五個：黑龍江、山西、貴州、上

　　海、山東。」

　　「不論是要通過軍事管制或者推動進行無產階級革

　　命派大聯合、實行『三結合』奪權鬥爭，都需要有一個

　　籌備階段。我考慮，要成立奪權籌備小組。按主席思

　　想，毫無疑問，也要以解放軍為主。總要有一個推動力

　　量，光靠革命群眾組織不行，革命幹部沒有出來亮相，

　　站不出來。」

　　「一個地區的軍事管制(省、地、縣三級)，應當由

　　當地最高軍事機關和其他軍事機關派人組成軍事管制委

　　員會，成為當地的最高領導機構，負責執行毛主席的抓

　　革命、促生產的最高指示。」

　　「有的同志怕軍隊成了工作組，這要看是什麼工作

　　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為什麼七千個

　　軍事管制單位，群眾都歡迎？就是支持了他們，就是這

　　個道理。」

　　「到底第二階段什麼時候完？主席說，二、三、四

　　月看出眉目來。昨天，見了主席，主席又說，恐怕要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結合』的

　　革命委員會，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級可以成熟或接近

　　成熟。這樣，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來。」①(①周恩來

　　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7年3月13日。)

　　這是根據毛澤東「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思想作出的具體部署。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澤東又先後批准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對需要實行管制的廠礦的佈告和聶榮臻提出的對國防工業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學院所屬承擔國防任務的各研究所，實行軍事接管的意見。五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對國務院××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送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在送審報告中寫道：「國務院各部(委)經過今年領導革命、監督業務的奪權鬥爭後，現在大多數單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兩派，互相鬥爭，影響業務和生產甚大，勢非實行軍管不可。」毛澤東批示：「照辦。」②(②毛澤東對《關於對國務院××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的批語，手稿，1967年5月。)到這年下半年，各省「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雖還沒有看出眉目，但全國絕大多數的省、市、自治區，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鐵路樞紐站段，大型廠礦企業、港口碼頭、醫院、銀行等，都實行了軍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組派人負責處理兩部的事宜)。

　　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的任務，特別是軍管和軍訓這兩項措施，在那樣混亂的局勢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作用。當時沒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夠代替它。先後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二百八十多萬名指戰員，在極其困難複雜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維護社會秩序、工作秩序、學習秩序和生活秩序，減少了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整個指導思想錯了，「三支兩軍」工作是在局勢極端混亂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非常措施，實際上無法控制住整個動盪的局面；參加這項工作的指戰員思想上又缺乏準備，不瞭解歷史情況，缺乏地方工作經驗，難以弄清究竟誰應該是「支左」的對象，甚至在軍隊內部也出現嚴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團的插手、干擾、破壞，因而在「三支兩軍」工作中也產生許多缺點錯誤，帶來消極後果。

　　隨著一月「奪權」風暴席捲全國，黨內一些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已從最初的很不理解發展到強烈不滿。這種不滿突出地表現在三個問題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領導，老幹部是不是統統都要打倒，軍隊還要不要保持穩定。

　　一件事促成了這種不滿的爆發，那就是毛澤東第一次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江青、陳伯達沒有報告中央就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陶鑄這件事，批評他們：「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他還說：「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毛澤東最後要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①(①訪問王力談話記錄，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批評中央文革成為「獨立王國」，說：「小組成立以來，沒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開會。去年六月以來，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罵別人獨立王國，自己獨斷獨行，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鬧一二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幹部統統打倒，怎麼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上海一月「奪權」後，在張春橋、姚文元主持下，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匯報》發表了《偉大的歷史性的革命創舉——歡呼上海人民公社誕生》的社論。毛澤東批評道：「上海公社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澤東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記錄，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沒有參加。這件事，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們對毛澤東嚴厲批評中央文革小組感到極大興奮。

　　二月十六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這次會原來是準備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的。會議開始前，譚震林就向張春橋責問為什麼不讓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到北京來，張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氣憤地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党的領導哩！不要党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來要退出會場，周恩來叫他回來。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這些傢伙上臺，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他又說：延安整風時有些人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李先念說：「就是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掉了。」①(①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1967年2月16日。)

　　會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說要立即報告主席。當晚他們向毛澤東彙報。陳毅提到的延安整風這件事，觸怒了毛澤東。據王力說：「我注意到彙報前面其他情況時，主席光笑，當講到陳老總發言的時候，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的，聽到這裡，板起面孔，從此以後再也沒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如張春橋說總理對《紅旗》十三期社論沒送他看有意見時，主席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常委審查！』彙報的時間不長，主席已經當成很大的問題了，但還沒有發大脾氣。」②(②訪問王力談話記錄，1983年8月12日。)

　　第二天，譚震林又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說：「他們有興趣的是打老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們能當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拼下去。」③(③譚震林給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這封信送給毛澤東，並附了一封信說：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澤東批了「已閱」。

　　十九日淩晨，毛澤東召集會議，在會上發了大脾氣，講了一些在氣頭上分量很重的話。他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周恩來勸毛澤東不要這樣生氣，並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得好。這樣，緩和了一下空氣。毛澤東的氣也慢慢消下去了。當時決定召開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個人進行批評的生活會，他們三人停職檢查。

　　二月二十七日，陳伯達又把登載了天津小站公社情況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快報》送給毛澤東，並寫道：「這是一個鬧資本主義復辟的例子。」毛澤東在第二天看後批道：「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快報》第1332號上的批語，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關鋒起草了一篇《紅旗》雜誌社論，題目是《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送給毛澤東。他們的用意，顯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旗號下，掀起新一輪的衝擊高潮。毛澤東看了，不同意發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組傳達，批評了他們。江青在傳達時還說：「文革小組的正副組長提議印發政治局生活會的材料，主席給扣了，沒同意。」②(②江青傳達毛澤東對《紅旗》雜誌社論稿《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意見的記錄稿，1967年4月15日。)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進行批評。江青等猛烈攻擊他們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以後稱為「二月逆流」。這以後，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動，實際上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四月底，毛澤東同意讓受到批判的幾位老帥以及「文化大革命」以來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陳雲等在「五一」節檢閱遊行隊伍時登上天安門，使他們的處境有所好轉。但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毛澤東仍是很不滿意的。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一年前通過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組將《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為此而寫的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修改中寫了一段話：「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①(①毛澤東對《偉大的歷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後，社會上出現一股攻擊周恩來的風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幹部唐聞生、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說：「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鬥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我們絕不能同意『炮打總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這個提法，這種提法是錯誤的。」兩天后，毛澤東把這封信批給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說：「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②(②毛澤東對唐聞生、王海容來信的批語，手稿，1967年5月29日。)

　　毛澤東原來以為「文化大革命」到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個眉目來，後來又加上一個五月份，而且採取了軍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較大的措施，想把運動儘快引入他所預期的軌道。可是，動亂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事態的發展便不依哪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了。各地派性武鬥日趨嚴重，局勢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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