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2)

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2)

　　毛澤東最後說：「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不過，整個潮流看來，鬥來鬥去，那些錯誤的人總是最後站不住腳。」②(②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在這段時間內，各地造反派的奪權活動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等二十五個團體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一月十四日宣佈奪權的《第一號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一月二十二日宣佈奪權的《第一號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報》在刊登貴州省造反派奪權消息同時，發表了題為《西南的春雷》的社論。二日，在刊登黑龍江造反派奪權消息同時，又發表《東北的新曙光》的社論。三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這些連篇累牘的奪權通告和社論，表明毛澤東對這些地區奪權活動的支持，對全國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長久以來，毛澤東一直在觀察和思考剛剛建立不久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對幹部中日益滋長的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十分不滿，認為我國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他苦苦地思索著，在尋求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認為以往那種「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決問題。現在，終於找到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興。

　　但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實際的過分嚴重的估計，把持有不同意見的各級領導人毫無根據地看作是「修正主義」或「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大量不屬階級鬥爭的問題看成階級鬥爭，又採取了錯誤的做法，認為只有靠「天下大亂」來「達到天下大治」，靠「奪權」來重新組織幹部隊伍，重新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結果只能導致混淆是非、混淆敵我的混亂局面，造成極端嚴重的後果。

　　當「文化大革命」迅速發動起來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而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原有的社會秩序和道德規範被視為「封、資、修」的舊事物而拋棄。這樣，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無政府狀態，使中國社會內部原來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種種矛盾一齊不受任何約束地爆發出來，並惡性發展為對抗性行動，同時，也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興風作浪，不擇手段地胡作非為，製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慘劇。

　　對「奪權」這樣的戰略性決策，這樣大的舉動，並沒有在黨中央進行過充分醞釀、討論並作出正式決定，便迅速在全國推開，這是很不正常的，進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領導已由個人獨斷取代了集體領導。

　　「奪權」活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局勢並不是如毛澤東預期的那樣朝著「大聯合」的方向發展，更談不上「達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破壞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組織在奪權中，很快形成山頭林立的局面，無政府主義思潮氾濫。許多造反派組織要求「以我為核心」，拉幫結派，對其他組織採取排斥或打擊的態度，相互爭權搶權，相互指責辱駡，派性武鬥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地方黨政組織和公、檢、法部門失去或幾乎失去作用。工礦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交通嚴重堵塞，國民經濟狀況嚴重惡化。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定性」為所謂「走資派」、「叛徒」、「特務」、「黑幫分子」。許多人被任意批鬥或遭到人身摧殘，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殘忍地迫害致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張霖之等，相繼被殘酷揪鬥而含冤身亡。整個局勢幾近失去控制。

　　這是毛澤東原來沒有料想到的。他在這年年底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①(①毛澤東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2月18日。)據當時從近處觀察他的人說：「奪權以後，主席也沒有料到，太亂了。一月奪權開始後不久，主席不斷講另一面，一般不講奪權、打倒，而是強調不准武鬥，而且說得很嚴重，打人的要法辦，幹部怎麼能和地主一樣？都是對革命有功的。」②(②訪問王力談話記錄，1983年8月12日。)

　　面對如此混亂的局勢，怎麼辦？這時國內惟一有領導、有組織、能夠在一片混亂中成為一股穩定力量的，只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考慮到，要使軍隊出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發揮控制局勢的作用。

　　那時，軍隊自身同樣處在嚴重混亂中。各地在一些軍事院校造反派領頭下，也在衝擊領導機關，揪鬥領導幹部。一月十一日，毛澤東出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徐向前、葉劍英、朱德先後發言。他們對軍隊內部這種狀況憂心忡忡，在發言中一致強調要絕對維護軍隊的穩定。徐向前說：「軍隊不同於地方，不同於學校、工廠、農村，不能和一般單位那樣搞大民主，否則就會搞亂，搞癱瘓，要定下來這麼一個方針。」「軍隊一定要保持穩定，否則像地方一樣一轟而起，就沒有辦法控制。」葉劍英說：「軍隊要穩定，地方越亂，軍隊越要穩。」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通知，對各地的要害部門，開始實行軍事管制，各地銀行一律由人民解放軍和公安部門負責保護。②(②《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保護銀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還發出通知，規定凡是在內部發生鬥爭的廣播電臺，一律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規定：「今後，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地方的電臺、監獄、倉庫、港口、橋樑，由軍隊負責守衛，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樣，不准挑動群眾對這些地方進行包圍、衝擊、佔據和破壞。」③(③《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這個《通知》在十四日發出。

　　毛澤東此刻的心情是相當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奪權活動中出現的嚴重混亂，覺得必須加以控制，努力消除這些消極現象，但他總體上對當時造反派的奪權活動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認為這是關係「革命大方向」的問題，是為了「反修」、「防修」而難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軍隊能發揮保持穩定的作用，又要求軍隊堅決地支持正在奪權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軍區黨委送來一件緊急請示報告，說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駐安徽聯絡站等組織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開十五萬至二十萬人的大會，批鬥安徽省委主要負責人，要省軍區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隊來警衛會場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隊，請速指示」。毛澤東當天批示：「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①(①毛澤東對南京軍區黨委請示報告的批語，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嚴重的派性鬥爭中，誰是「左派」是一個極難判斷的問題。這就使軍隊處於十分為難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澤東接見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高級將領。由於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的事件仍在繼續，接見時，許多高級將領對造反派的行為十分憤慨，情緒激昂。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說：「戴高帽子，對地富反壞可以戴，對我們幾十年的老幹部這樣做，我們想不通。我們犯了什麼錯誤？」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煥說：「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有錯誤我們檢討。」毛澤東對他們說：「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我們的基本方針，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過去不介人，其實是假的。」他也批評了造反派：「軍隊裡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鬥就四五個小時，污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幹什麼？」「決不能過分，過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還得了？哪個不犯錯誤？我也犯。」他又說：「對群眾我們不能潑冷水，但要說服。」「張體學、江渭清(他們原來分別是湖北省省長、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引者注)這些人過去總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錯誤，要給他們改的時間，錯了就批。現在動不動就戴高帽子、搞噴氣式是不好的。」「還是按照延安整風的辦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青年人要進行教育。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們以為一沖就行了，一沖不行就兩沖。你們那些苦處，把它當作經驗來對待。」①(①毛澤東同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人員談話記錄，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這是一個對全域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毛澤東不久後說：「那個時候，黨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軍出來，擔負這個任務。」②(②毛澤東同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談話記錄，1967年7月14日。)

　　要使軍隊能執行這個《決定》，前提仍是軍隊本身必須保持穩定。這個問題事實上遠未解決。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說到軍隊許多高幹被隨便抓去，任意抄家，變相體罰，還有的自殺，有些機關已處於癱瘓狀態，有的處於半癱瘓狀態，此次來京開會的幹部，心情都很緊張。」③(③林彪給毛澤東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寫信給林彪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進行內部的階級鬥爭，因之必須要穩當點才好辦事。否則，軍隊不易控制，指揮失靈，副作用即會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給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當天，林彪同徐向前、陳伯達、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共同商議後，擬出七條規定，當天送給毛澤東。規定中包括：軍隊一切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今後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軍隊內的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連等。毛澤東對這個規定十分重視，先後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將第五條改寫為「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①(①毛澤東對中央軍委命令稿的批語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為《中央軍委命令》發佈，因為增加了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管教幹部子女那一條，通常稱為「軍委八條」。這個文件對遏制軍隊內部的混亂現象起了明顯的作用。

　　在這前後，為了發揮軍隊在穩定局勢中的作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繼續採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軍區根據毛澤東關於派軍隊幹部訓練師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幹部到北大、清華、北航、地質學院、礦業學院，對二萬多名師生進行二十天的軍政訓練。重點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文件，「檢查批判了對自己看成績多，看缺點少；強調自由多，考慮紀律少；喜歡『大幹』，忽視做艱苦細緻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體等錯誤思想」。②(②北京衛戍區《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報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民用航空系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澤東對北京衛戍區在北大、清華等五所高等院校和兩所中學實行短期軍訓試點工作的兩個總結報告批示：「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來因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自動向造反派「讓權」，致信毛澤東，建議對廣東以及有類似混亂情況的雲南實行軍事管制，得到毛澤東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蘇各派群眾組織之爭一時統一不起來，決定對江蘇省實行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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