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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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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澤東看到各地因派性紛爭而致使工業生產持續下降的情況後,焦慮地批道:「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澤東對瀋陽軍區一份報告的批語,手稿,1967年3月3日。)當他看到打著「革命」旗號起來奪權的造反派內部情況相當複雜時,在一次談話中說:「大局還沒有定哩!」「要寫一個通知,各地奪權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則,不能成立。」「大企業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於奪權。急於奪權的人有問題。別人要奪讓他奪,好就支持,不好再奪回來。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認。」①(①毛澤東談話記錄,1967年3月16日。)以後,《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一篇社論時,又在編者按中用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報》。) 儘管如此,毛澤東對事態的整體發展仍然充滿信心,認為在這過程中發生的種種問題是難免的,只要採取適當措施(包括「引導」工作)並不難解決。他向身邊工作人員說:「你總說『亂』。你沒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條:這個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隨我南征北戰的老同志,我沒有忘記他們對黨對人民的貢獻。周總理跟我講哪些人有困難,我都讓周總理去保他們。」③(③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 五月十六日,他在會見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時,又對他們說:「亂得很,紅衛兵到處鬧。」「不是我創造的,是群眾創造的。大字報,紅衛兵,都是他們創造的。炮轟這個,炮轟那個,打倒這個,打倒那個。」「我們的一些事,完全沒辦法。我們政府、中央、公安部毫無辦法,紅衛兵、群眾一起來,就有辦法了。幾十年我們不清楚的事,紅衛兵一鬧就清楚了。」「你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麼法子也沒有,一萬年也不行。」「亂是由於階級鬥爭,兩派鬥爭,左派同右派鬥爭。亂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裡的魚照樣遊;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我們的政府是靠群眾。沒有群眾,什麼事也辦不成。」①(①毛澤東同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5月16日。) 既然毛澤東依然認為「最根本的一條:這個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亂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他對當時全國混亂局面造成的極為嚴重的後果仍缺乏認識,錯誤地以為這些都是為了實現更重要的目標而不能不付出的代價,以後不難收拾。 局勢實際上在繼續惡化。隨著解放軍越來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來越深地陷入難以解脫的矛盾之中。他們的任務是要「支左」,但各地幾乎都存在兩派或幾派自命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難以正確判明應該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這一派,總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幾派的猛烈攻擊。軍隊內部的意見也往往並不一致,有的部隊支持這一派,有的部隊卻支持另一派。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卻又擔心衝擊過軍事機關的造反派會受到很大壓制,著重強調要對軍隊做思想教育工作。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審的《中央軍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澤東對林彪報送的《中央軍委命令》的批語,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能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這個《命令》共有十條,通常稱為「軍委十條」。它的調子和重點,同一月間的「軍委八條」有明顯區別:「八條」的重點在不得衝擊軍事機關,保持軍隊的穩定;「十條」的重點在對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造反派組織概不追究。 五月十日,毛澤東在劉伯承轉報的一封反映濟南地區軍隊遭受嚴重衝擊情況的來信上批道:「此件表現這一時期軍隊許多人的心情。遇到這種情況,應當沉著鎮靜,多做工作,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問題總是可以得到解決的。」情況「其實不是那樣嚴重」。①(①毛澤東對反映濟南地區問題的來信的批語,手稿,1967年5月10日。)四天后,他又就廣東省軍管會、湖南省軍區的報告寫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農民、學生、戰士、幹部的批評,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錯的解釋。解釋不通,暫時擱下,將來再說。」他特別強調:「要堅決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不過百分之一、二、三。這樣一想,就什麼都通了。」②(②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軍委文革小組轉發廣東省軍管會、湖南省軍區關於支左工作報告起草的批語,手稿,1967年5月14日。)這段話,很能反映出他自己當時的心態,很能反映出他面對如此混亂局勢時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轉發五十四軍在重慶工作情況的報告上批示:「凡屬兩派革命群眾組織互相對立很嚴重的,只要進行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對於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反動組織,也要細緻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③(③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轉發第五十四軍對反對派進行工作情況報告起草的批語,手稿,1967年5月27日。) 顯然,由於過於自信,毛澤東把問題想得比較簡單,總以為「其實不是那樣嚴重」。這已嚴重地脫離實際。 檔案中保存著一份毛澤東在五月間同外國軍事代表團的談話記錄。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回顧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發展過程,也談了他對當前運動的看法。他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分 四個階段:從姚文元文章發表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以 算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發動階段。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 月風暴,這可以算第二階段,主要是扭轉方向階段。自一 月風暴奪權到大聯合、三結合,這可以算第三階段。自戚 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修養的要害是背叛 無產階級》發表後,這可以算是第四階段。(從下文看,毛 澤東這裡指的是『大批判』階段。那兩篇文章都是批判劉 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 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 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決戰 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決戰的關鍵階段」,已經進入「正題」,在毛澤東看來似乎勝利在望,儘管現在依然是「天下大亂」,下一步該「達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發現事情的發展不完全如他設想的那樣。他在這次談話中說: 「本來在一月風暴以後,中央就在著重大聯合的問 題,但未得奏效。後來發現各個階級、各派政治勢力還 在頑強地表現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是沒有 任何力量的,捏成了還要分。所以現在中央的態度只是 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長的辦法是不成的。這個階級鬥 爭的規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 很不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 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 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 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 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①(①毛澤東同一個外國 軍事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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