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

在「全面奪權」的日子裡(1)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勢發生急遽變化，進入一個社會更加動盪、衝突更加激烈、範圍更加擴大的新階段。

　　這年第一天，《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共同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這是中共中央兩家主要報刊首次聯合發表社論，格外引人注目。社論發出非同尋常的信號：

　　「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將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

　　這篇社論在人們心中引起極大震動，社會上充滿「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

　　社論內容中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著衝鋒陷陣作用的一直是席捲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四個多月後的這篇社論說：「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出現了一個新局面」，這個新局面主要特點的第一條是「廣大的工人、農民起來了。他們衝破各種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社論還寫道：「我國現代史上的文化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這是客觀的規律。」「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按照這個客觀規律進一步地展開。」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

　　它表明：產業工人將代替以學生為主的紅衛兵，充當「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展開總攻擊」的主力軍。中國產業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為毛澤東關注的焦點。

　　元旦社論發表後，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具體含義是什麼？整個局勢下一步將怎樣發展？這些問題引起人們種種猜測。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奪權」。

　　這是一個重大變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對黨政機關主要是圍攻、「炮打」和揪鬥領導幹部，還沒有和機關幹部聯合起來從下而上奪權。這種「奪權」活動，是從上海開始的。

　　「安亭事件」後，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一直把攻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並且製造全國第一場大規模武鬥，搞垮了同它對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組織。「上海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名義回上海。當天，上海《文匯報》造反派宣佈接管報社。五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也宣佈接管報社領導權，並且在《告讀者書》中寫道：「這個權，我們是奪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報》。)同一天，張春橋在「工總司」召開的會議上煽動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打倒。」六日，「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會上批鬥了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等上海和華東黨政負責人。大會發出的「通令」稱：「大會認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①(①上海「工總司」等召開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所發《第三號通令》，1967年1月6日。)會後，市委、市政府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等取代原上海黨政部門的職能，全市實際權力轉移到張春橋、姚文元等手中。

　　毛澤東對提出「徹底打倒」上海市委那個大會沒有立刻表態，但對《文匯報》、《解放日報》造反派的奪權很快就明確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全國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他們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麼回事。」他還說：「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許多事情，宣傳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起來，就管住了。」「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他又說：「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②(②毛澤東談話記錄，1967年1月8日。)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在九日《人民日報》轉載「工總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編者按中加以公佈。

　　一月十日，江青給毛澤東報送了兩篇新華社電訊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前一篇通訊稿中，提出上海地區「文化大革命」形勢「好得很」有四個重要標誌：第一，廣大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了。他們衝破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第二，市級黨政機關的革命造反派殺出來了，他們打破了「內外有別」等種種框框，同工人、革命學生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僅隊伍越來越壯大，而且鬥爭藝術也越來越趨於成熟。第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始全線崩潰，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庇護下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醜惡面目，已開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澤東當天就把這兩個電訊稿批給陳伯達及中央文革小組：「(一)此兩件很好；(二)請你們在二三日內，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①(①毛澤東對《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等兩篇電訊稿的批語，手稿，1967年1月10日。)

　　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造反派團體的賀電。賀電最後說：

　　「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

　　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

　　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

　　手裡。

　　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

　　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

　　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

　　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沿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

　　進。」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報》。)

　　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鄭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團體發出賀電，這是非同小可的舉動。賀電中雖然沒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奪權」行動，但既然公開號召全國「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不言而喻，就是號召和鼓勵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區的黨政領導機關「奪權」。把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在一起發電，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幾天後，中央報刊對於「奪權」問題的宣傳調子更加明朗起來。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用黑體字刊出毛澤東所說的：「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這篇評論員文章還寫道：「上海工人階級，其他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的這一革命行動，標誌著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達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標誌著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報》。)

　　為什麼毛澤東會在此時作出這樣一個令人震驚的重大決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奪權」活動？因為在他看來，黨內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壓制群眾，阻礙「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需要依靠群眾的力量來掃除這些障礙，建立起新的權力機構和幹部隊伍。否則，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達到。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們的幹部十幾年來有些人變質了。」「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右派奪權當然不好。左派的力量發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萬，再加上學生，就是主力。」「過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軍隊幫助。」「群眾選舉新的幹部，就讓他們選嘛！廠長、書記讓他們去選。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選。」但他對「接管」的內容作了一個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原來的人去搞，我們只管監督。」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說，造反派可以奪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是業務工作的領導權，那些「事情還是原來的人去搞」。但是，這一點後來在各地大多並沒有做到。

　　第二天，他在會見一個外國党負責人時說：「我們黨內有黨，這點你們過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團和氣，實際上是鬥得很厲害。」「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講了多少年了。雖然我的名聲很大，但他們還是那麼搞法。在北京就是沒有人聽我的話，《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話。」「廣播電臺和保守派很厲害，所以需要奪權。」「為人民服務，我們黨過去也講了許多。但我有懷疑，有的人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對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著很大的希望，說：「上海工人已經起來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歡迎解放軍去接管。現在他們自己起來接管，他們接管了工廠、機關、學校。」「列寧說過：沒有幹部，為什麼不在革命當中訓練幹部？革命才能出幹部。」①(①毛澤東同一位外國党負責人談話記錄，1967年1月17日。)

　　十多天后，他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卡博、巴盧庫，把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並且採取「奪權」這種極端步驟的意圖，說得更透底。他說：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

　　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

　　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

　　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

　　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

　　看一看，裡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

　　經看出問題來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時

　　間，為什麼說我們有不少工作沒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

　　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過去我們只抓了一些個

　　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的鬥爭，在農村的鬥爭，在工廠的鬥爭，就是社會主義

　　教育運動，有些情況你們也知道。這些都不能解決問

　　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現在，兩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還要長。」「只有發動群眾才有辦

　　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不聽。」①(①毛澤東

　　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這時，劉少奇等已經離開領導崗位，毛澤東說的「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不聽」，指的顯然已不只是劉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廣的一大批領導幹部。他在這次談話中說「我們黨裡暴露出許多人」，並且具體地說明大體上是指幾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資本主義就不贊成了，這就是一批老幹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後才進黨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來的國民黨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子弟，這些人也不都壞，有許多是站在我們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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