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2)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2)

　　又說：「你一個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裡來這麼多的人？哪裡要這麼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麼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比如二十八個人中有一兩個是壞的，還有二十六七個是好的嘛。為什麼不依靠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幾個人就行了。可能十幾個人不行，但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麼革的。你一萬五千人紮根串連，什麼紮根串連！冷冷清清。」「紮根串連，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現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看方法要改。」

　　他說：「一進村就宣佈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佈，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幹部隊伍，不是整社員。」「對幹部也要宣佈來意。小隊、大隊、公社幹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百把塊，兩百塊的，你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准，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麼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幹部。」

　　接著，與會者一起議論，毛澤東又繼續講了一些話，主要內容是：真正的領導人要在鬥爭中才能看出來。你在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要開大會搞鬥爭。地、縣、社三級開大會搞鬥爭，而不是讀文件。總之，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鬥爭，在鬥爭中群眾會造出他們的領袖來。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樣紮根串連。一去就開會，有事就開，無事就散。開會不要太長，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要讓群眾去搞。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不好。四清，要給群眾講清楚，是清幹部，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蝨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壞最厲害的。

　　與會者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說：方法問題很重要，我贊成主席的意見。我們一些大幹部，如中央局書記、省委書記蹲在一個小隊、大隊，太長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著眼一個縣，還有你的全省嘛，全域嘛。蹲點的經驗並不一定全面。現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現在要慢慢上來管廣一些，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裡面出不來，就不好了。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65年1月3日。）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繼續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

　　他說：「我聽說有六怕，一怕紮錯根，二怕沾幹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傾來的。怕右傾成為一種框框。還是江蘇那句話，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他說：「現在，有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幹部貪污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嘛！」

　　會上有人提出運動的時間是不是要縮短一些，毛澤東說：「時間問題，全國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這句話寫上去是為了防止急躁。事實上，一個單位只有幾個月就行了。你還是教育嘛。搞運動首先是依靠群眾，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數幹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隊。工作隊也要依靠前兩者。一個縣二十八萬人，總要依靠二十幾萬人才能搞起來。」

　　宋任窮講到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毛澤東說：「在人代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

　　陶鑄談到當前形勢的新特點時，毛澤東說：「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這樣說的①（①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是這樣說的。而八大一次會議的表述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杭州會議制定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麼多交叉？什麼黨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②（②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5年1月5日。）

　　一月六日，與會的省委書記陸續又來到北京。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主要是分組討論，修改「十七條」。毛澤東的兩次講話在各小組進行了傳達。楊尚昆在一月六日的日記中寫道：「現在看來，有些問題是比較明白了，但還不是全都明白了！還得再聽聽，看看。總之問題是較大的，不只是方法問題。」③（③《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頁。）

　　「十七條」修改工作加緊進行，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楊尚昆一月八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小組會休會，由小平、彭真、伯達同志等擬文稿。我於晚間看到了文稿，已變為二十四段，有較大修改，整個精神完全變了！」九日又寫道：「今天上下午均在北京飯店討論新的紀要稿，已改為二十四條，主要的問題都逐漸明白了！」④（④《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頁。）

　　從九日起，分組討論新的紀要稿。一邊討論，一邊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澤東將華東組八日討論的意見批給劉少奇閱。華東組提出，第二個十條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實「十七條」就行了。此外還提了一些具體修改意見，比如說要加上「不能否定蹲點，也不能否定過去調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半，劉少奇召集了一個黨內生活會。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謝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華、譚啟龍，共十七人。劉少奇是中共黨內享有很高威望的領導人之一。開這樣的生活會，使會議參加者深受感動。王任重當天日記的標題就是「難忘的一天」。他寫道：「党的領袖和他們領導下的幹部在一起開黨的生活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在全世界黨的歷史上也是少見的。」①（①王任重日記，1965年1月13日。）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曾找過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作了自我批評。②（②王光美審讀《劉少奇年譜》時的談話記錄，1994年6月20日。）

　　一月十四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最後定稿。

　　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最後一次會議，並講了話。

　　他說：「文件定了，那就無事了嘛，會就可以散了。開了一個月，反復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現在問題也解決了。黨內搞社會主義沒有經驗，我也沒有呀。現在這些經驗(指「二十三條」)還不是大家創造的嗎？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說：「現在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從八屆十中全會開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條。為什麼只隔了三個月，九月北京開會又搞出一個十條？只有三個月，有那麼多經驗？第二個十條條文繁了，有些內容，就是文件太長太繁。前冬去春經驗比較多些。特別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講話①（①指劉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央各部門負責幹部大會上的講話。），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點。我說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麼全面。」

　　他說：「這次又來總結經驗，是因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別是有一百一十萬工作隊下去，在戰線上有幾怕，怕群眾，怕根子紮不好，怕右傾，怕犯錯誤。過去歷來行之有效的開大會向群眾講明來意也不搞了，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張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萬人搞那樣多的怕，怎麼得了。群眾對我們有批評，很多批評嘛。看了這個文件比較好一些，但是還要實踐證明。同時，我又怕少奇同志講的話不靈了，又不去蹲點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轟大嗡。現在這個規定要惹幹部了。不要怕幹部，都來。開會講要點，不要那麼繁瑣。根子就在運動中看出來。這個文件裡紮根串連沒有了，因為這樣紮，究竟何年紮出來，紮多少年也不成。」

　　他說：「歸根到底，我們中央工作成績多一點，錯誤少一些。……你這個文教，我說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講了一篇空話，二十幾年了，沒有抓，你怪陸定一、沈雁冰？我沒有抓，你們也有責任。總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觸及全面問題，只是解決個別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自從說文化部改為帝王將相部，要趕下鄉去，說用一個團不行，用一個師把他們趕下去以來，靈了些。不用兵也可以，這是極而言之。真正動口，不必動手。對章羅聯盟也沒有使用兵力，何況對文化部呢？天天講社會主義，搞成修正主義，這麼多黨教育了我們，蘇聯黨教育了我們。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指赫魯曉夫。——引者注)被別人打倒，書也收了，像也收了。」①（①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5年1月14目。）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當天，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二十三條」。隨即發到全黨，取代「後十條」成為指導「四清」運動的重要文件。

　　從「十七條」到「二十三條」，是一個很大的變化。轉變點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辦通知各地停發「十七條」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十七條」還不滿意，覺得還沒有解決問題，他還有許多話要說。對於毛澤東來說，「十七條」是帶有一定的「妥協性」和「不徹底性」。而「二十三條」則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澤東的意見，否定了劉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見，實際上是對「四清」運動以來毛劉爭論的一個結論。

　　從兩個文件的比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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