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3)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3)

　　「二十三條」加了「形勢」問題，列為第一條。強調八屆十中全會以來，各條戰線都出現了大好形勢。證明黨的社會主義總路線是正確的。我國城鄉都存在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

　　關於「運動性質」，「十七條」列了三種提法，只說「後一種提法較適當，概括了問題的性質」，對前兩種提法並未批評。「二十三條」則以相當篇幅批評前兩種提法，說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時重申了七屆二中全會關於主要矛盾的論斷。

　　關於「工作方法」。「十七條」中第三條的第一點，就講「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第二點講紮根串連，說「在貧下中農那裡，紮根串連，發動群眾，組織階級隊伍，這是主要的。從頭到尾，都要這樣做」。在「二十三條」裡，「紮根串連」沒有了。相反，強調的是：工作隊必須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在運動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數人當中活動；工作中有什麼偏向，就糾正什麼偏向。

　　關於「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在「二十三條」裡單列為一條，卻賦予了新的意思，強調「領導運動，要有全域的觀點和全域的部署」；要「適當」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突破一點，推動全域；不是靠人海戰術，不要在一個縣、社、隊，集中人數過多的工作隊。

　　關於「蹲點」。這是「二十三條」新增的一條。特地寫了兩段關於調查研究和調查會的話，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教導，是我們在工作中必須遵守的。」「過去我們黨採用的開調查會等行之有效的調查研究方法，應當繼續採用。」還講到從中央局到縣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人，除了在一個點上蹲下來以外，還要對其他點的工作和全大區、全省、全專區、全縣的面上的生產等項工作，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

　　關於「幹部問題」。這也是「二十三條」新增的一條。引用了毛澤東關於對犯錯誤的人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以及對於犯了錯誤還可以教育的人，不論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拋棄他們的指示。還說到，對於犯輕微「四不清」錯誤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待好的，要盡可能早一點解放出來；問題不嚴重，檢討又較好，經群眾同意，經濟退賠可以減、緩、免。

　　「二十三條」還保留並著重強調了「十七條」中一些積極的內容，例如：不論在運動中或運動後，都不許用任何藉口，去反社員群眾；「四清」要落在建設上面，要使生產、建設、科學、文化、教育、衛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進；在運動中始終要抓生產，同時要注意抓當年分配(生活問題)，如果不抓生產和分配問題，勢必脫離群眾，勢必給我們的事業帶來損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條」還沿用了「十七條」關於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稱「四清」運動的規定。①（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28—533頁；同前書第20冊，第19—30頁。）

　　「二十三條」的貫徹實行，使前一段運動中打擊面過寬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糾正，廣大基層幹部和整個農村的局勢也比較穩定了。

　　召開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是要糾正社教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左」的偏向，但同時他又提出「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指導思想。他的鋒芒也越來越指向黨內各級領導人特別是高層的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思想進一步發展，為後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親身經歷了這次會議的全過程，並當場目睹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嚴重分歧的薄一波後來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9、1170頁。）

　　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都是在八屆十中全會的思想指導下，從反修防修出發，反對和清除黨內和社會上存在的陰暗面的東西。他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關於社教運動的性質問題和做法問題上。這些分歧，通過「二十三條」的制定解決了，劉少奇服從了毛澤東。但他們之間的不和並沒有解決，還更加深了兩人之間的裂痕。這一次分歧的暴露，決不是偶然的，是自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以來，圍繞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克服困難的措施，以及如何指導「四清」運動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長期積累的結果。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兩人分歧的表面化，是這種矛盾積累的一次爆發。這是一個信號，預示著今後還會演變出更加嚴重的事態。而這一切，在當時被中央工作會議達成的一致暫時地掩蓋了。

　　歷時三年的「四清」運動，對於糾正幹部中多吃多占、強迫命令、欺壓群眾等作風和集體經濟管理中的許多缺點，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於打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動等歪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以階級鬥爭為綱」，許多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被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甚至混淆了兩類矛盾，在一段時間內，不少幹部群眾受到不應有的打擊，一些有利於搞活經濟的正確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責為「資本主義傾向」、「資本主義尾巴」，而不能很好地執行甚至被否定。這次運動，還只是在部分地區開展，而且是經過試點，分期分批地進行，從一開始就儘量避免影響生產的正常進行，並且糾正過運動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運動的消極方面，全國工農業生產還沒有受到大的影響，而且還有所增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共中央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運動實際上也就不了了之。

　　在「四清」運動開展以後，特別是毛澤東對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作出後，從一九六四年夏季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從文藝界逐步擴大到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許多方面，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化領域內規模最大的批判運動。這種批判，以學術討論的形式，進行政治性的批判，被當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組成部分。批判的對象，在哲學界，以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為代表，在經濟學界，以孫冶方的「生產價格論」、「企業利潤觀」等經濟思想為代表，在歷史學界，以翦伯贊等的「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論」等史學觀點為代表。

　　一九六三年二月，楊獻珍在高級黨校講《唯物主義引言》一課時，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認為「事物既是『一分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他在給高級黨校新疆班學員講課時，進一步發揮了「合二而一」的觀點，提出：「對立統一規律也可用『合二而一』來表述。」

　　高級黨校的哲學教師艾恒武等從楊獻珍的講課裡受到啟發，寫了一篇《「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送《光明日報》準備發表。康生得到了清樣稿，便組織人寫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這兩篇文章，在幾天內先後刊登在《光明日報》上。①（①艾恒武等的文章《「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發表在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報》上，署名項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在同年6月5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康生還把這兩篇文章同時送給毛澤東看。

　　毛澤東很快對「合二而一論」作出反應。六月八日，他在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吧！」②（②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4年6月8日。）這樣，就把一個學術問題變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戴河約集康生、陳伯達、關鋒、吳江、龔育之、邵鐵真等談哲學問題。當時，準備寫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論」的文章，題為「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搞了一些材料，還擬寫了一個提綱送給毛澤東看。

　　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幾次談到「合二而一」的問題。他說：「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說綜合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世界上有什麼不可分割的東西？有聯繫，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最後，談到當前關於「合二而一」問題的討論，毛澤東表示：「《紅旗》可以轉載一些比較好的東西，寫一篇報道。」①（①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記錄，1964年8月18日。）

　　自從《光明日報》在五月底和六月初發表關於「合二而一」問題的兩篇文章以後，一些報刊展開了對這個問題的熱烈討論。這些討論，不少是屬學術爭鳴的範疇，但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揮下，政治批判的分量越來越加重，上綱也越來越高。與此同時，高級黨校召開會議，集中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當時，各種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形成了全國性的政治討伐。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開展了對經濟學家孫冶方「生產價格論」、「企業利潤觀」等經濟思想的批判。

　　孫冶方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總結「大躍進」的教訓，分析了我國國民經濟管理體制的弊端和經濟政策上的失誤。他認為，用最小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是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關鍵。他圍繞提高經濟效果這個中心，提出了價值論、流通論、企業論、利潤論等有創見性的觀點。但這些觀點，都被作為「利潤掛帥」的修正主義觀點遭到否定。

　　這一時期，還開展了對翦伯贊等人「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論」的批判。

　　一九六一年，翦伯贊針對學術界一些脫離歷史條件的錯誤研究傾向，重申了他一貫主張的歷史主義的觀點。他認為，歷史研究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他反對片面強調「以論帶史」的提法，反對狹隘地理解歷史要為政治服務的提法，主張從歷史實際出發，在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得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早在一九六三年六月，關鋒就在北京展覽館以「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的問題」為題發表講演，開始批判翦伯贊的「歷史主義」。此後，批判逐漸升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第十三期上發表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給翦伯贊的觀點扣上了「資產階級歷史主義」的帽子。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報》還發表署名文章《應該怎樣估價「讓步政策」》，指責「讓步政策論」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關於中國農民戰爭歷史作用的理論」。

　　這以後，文化領域的批判運動越來越升級，火藥味也越來越濃厚。毛澤東的興趣和注意力也從「四清」逐漸轉到這個方面。文化批判運動直接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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