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蘇論戰(10)

中蘇論戰(10)

　　十二月十二日，《六評》發表，題目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文章概述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和平共處政策，把列寧關於和平共處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為五條，強調同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是靠鬥爭得來的，強調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根本原則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強調被壓迫階級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同壓迫民族不能和平共處。文章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豐富了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在國際事務中，對於不同類型的國家，對於同一類型國家的不同情況，採取區別對待的方針：把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加以區別，把新獲得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加以區別，把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加以區別，以及對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也區別對待。文章指出，中國政府堅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議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外交政策的總目標是，「以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無產階級為核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文章逐條批駁了蘇共領導人關於和平共處問題的主要觀點，認為這些觀點同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在三個問題上存在原則性分歧：（一）實現和平共處，能不能消除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和鬥爭？（二）和平共處能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三）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能不能作為所有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能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文章認為，「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要」，「蘇美合作是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的靈魂」。

　　接著，起草《七評》，題目是《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毛澤東說過：《七評》搞了兩個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們在文章發表的前兩個星期才想出了一個題目《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據吳冷西回憶：「這篇文章原定是講兄弟黨關係的，多次改變題目，改變結構，寫得比較吃力。③」「此稿前後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們過去的幾篇文章花的力氣都大，時間也最長。」④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發表。文章從總結一百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特別是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歷史教訓中破題，提出三個論點：第一，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產主義隊伍裡來，不可避免地產生機會主義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分裂活動，馬列主義和國際工人運動正是在這種對立面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第二，在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維護團結和製造分裂的鬥爭，實質上是馬列主義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是分裂主義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無產階級的團結是在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鬥爭中鞏固和發展起來的。文章指出，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已經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也是國際共運中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文章揭露了蘇共強加於人的老子黨作風和把本國利益淩駕于兄弟國家利益之上的大國沙文主義，並駁斥了加給中共的種種罪名，如所謂「反蘇」、「爭奪領導權」、「抗拒多數的意志」、「支持兄弟黨的反黨集團」等等。文章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加強國際共運團結的主張。

　　《七評》發表前，毛澤東在審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時，有兩處增補。一處是在「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部分，加寫了「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是國內資產階級因素氾濫和增長起來的產物」。另一處是在「目前的公開論戰」部分，加寫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不怕論戰的，怕論戰的不是科學」。⑤前者代表了毛澤東通過對蘇聯變化的觀察和中蘇論戰得出的一個認識。他同樣用這個觀點觀察中國國內的問題，從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後者表達了他對這場論戰的充分自信和將這場論戰進行到底的決心。

　　在《七評》發表後的一段時間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開始考慮答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蘇共中央來信的問題。

　　中共中央的覆信，簽署的日子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子是三月一日。覆信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關於中蘇邊界問題；第二，關於援助問題；第三，關於蘇聯專家問題；第四，關於中蘇貿易問題；第五，關於停止公開論戰問題。答覆措詞嚴厲，實際上是正在進行的論戰的繼續。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中蘇兩黨關係的範圍，特別是已經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蘇邊界問題。跡象表明，中蘇論戰遠遠超出了黨與黨的關係，已全面影響到了中蘇之間的國家關係。

　　覆信的最後，對停止公開論戰提出了四點建議：（一）必須經過中蘇兩黨和其他有關兄弟黨，進行各種雙邊的和多邊的會談，通過協商，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辦法，達成共同的協議；（二）在舉行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之前，應當做好準備工作，使這個會議成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則的基礎上團結的大會；（三）中蘇兩黨繼續舉行會談是開好兄弟黨會議的必要準備步驟，建議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繼續舉行兩黨會談；（四）在中蘇兩黨會談之後，舉行阿爾巴尼亞等十七國⑥兄弟黨代表參加的會議，為各國兄弟黨代表會議作進一步的準備。

　　毛澤東對這個覆信極為重視，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兩次審閱覆信稿，並要康生、陳伯達邀幾個人開會再討論一下覆信稿。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了這封覆信。同時還徵求了朝鮮党和越南黨的意見。

　　三月七日，蘇共中央又覆信中共中央，對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點內容逐條批駁，並指責中共「只是為了讓自己佔有『老子黨』的地位」。覆信同意在北京舉行兩黨會談，但要求把會談的時間從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舉行有部分兄弟黨參加的籌備會議，並建議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間召開，但不贊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國名單，堅持要由參加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的所有二十六國⑦兄弟黨組成籌備會議；同意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召開的時間為一九六四年秋。

　　這時，羅馬尼亞工人党領導人來到北京，希望對迅速惡化的中蘇關係作一些調解工作。毛澤東等党和國家領導人會見了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並作了解釋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發表了《八評》，題目是《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八評》的第一段話，是毛澤東加寫的，說明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本文想討論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問題，這就是所謂『和平過渡』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來，是由於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了出來，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用綱領的形式加以系統化，以其修正主義的觀點，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又重彈這個老調。」⑧

　　文章起草班子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八評》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話：「我們願意奉勸蘇共領導同志，過去有多少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都被丟進歷史垃圾堆，你們何必一定要跟著他們的腳印走呢？」「『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冒牌的社會主義是死亡了，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卻充滿著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寬闊的步伐向前邁進。」⑨

　　文章從蘇共二十大講起，由此聯繫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聯繫到列寧對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聯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共運內部主張「和平過渡」的一些代表人物，著重批駁赫魯曉夫的「議會道路」和「和平過渡」的觀點。文章重申了關於暴力革命的思想，闡述從蘇共二十大以來中蘇兩黨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

　　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給赫魯曉夫戴上了修正主義者的帽子，批駁的言詞也愈加尖銳，用毛澤東的話說：「以比過去更加清楚的語言，回答修正主義者。」⑩

　　③毛澤東同金日成的談話記錄，1964年2月29日。
　　④吳冷西《十年論戰》（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2、663頁。
　　⑤毛澤東對《七評》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⑥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十七國包括：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國、朝鮮、古巴、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亞、日本、意大利、法國。
　　⑦蘇聯共產黨提出的二十六國，除了上述十七國以外，還包括：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英國、芬蘭、阿根廷、巴西、敘利亞、印度、美國、澳大利亞。
　　⑧毛澤東對《八評》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⑨吳冷西《十年論戰》（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9、740頁。
　　⑩毛澤東對《八評》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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