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蘇論戰(11)

中蘇論戰(11)

　　據吳冷西回憶，在《八評》發表之前由毛澤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大家估計，我們發表《八評》以後，蘇共很可能要發表他們二月全會的決議。毛主席說，如果《八評》發表以後，蘇共發表二月全會的決議，掀起一個反華運動，那我們要考慮把過去幾個月以來沒有發表的我們同蘇共來往的雙方信件公開發表，而且要求他們也這樣做。」毛澤東還把赫魯曉夫比作中國古典小說《水滸》中的洪太尉，說：赫魯曉夫就是洪太尉。他發動公開論戰，就是揭開石板，把下面鎮著的「一百零八個妖魔」放出來，天下大亂了。一百零八將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漢。我們就是赫魯曉夫這個「洪太尉」放出來的「妖魔鬼怪」。①

　　果然，四月三日，蘇聯方面公開發表了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和蘇斯洛夫在全會上的反華報告，《真理報》還配發了一篇反華社論。蘇共中央二月全會的決議聲稱：「蘇共中央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共產主義運動和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的根本利益，要求從思想上揭露中共領導的反列寧主義的立場和堅決反擊他們的分裂行動。」②

　　在中國共產黨看來，這是蘇共採取的一個使論戰升級的重要步驟。按照預先商定的方針，決心一面繼續寫《九評》給予還擊；一面採取拖的辦法，儘量推遲中蘇分裂的時間。一個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澤東等的名義給赫魯曉夫七十壽辰發賀電。

　　當時毛澤東正在長沙。四月十三日下午，他召集鄧小平、康生、吳冷西開會，討論賀電稿的修改等問題。據吳冷西回憶說，毛澤東談了四點意見。第一是關於給赫魯曉夫七十壽辰的賀電。賀電不必多談分歧和爭論。要點出一個意思，儘管我們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們兩黨會團結起來的。第二是關於準備發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和蘇斯洛夫的報告。第三是關於推遲發表對蘇共中央三月七日來信的覆信問題。少奇同志建議推遲發表覆信，這個建議好，因為情況變化了，要改寫後才能發。到時候，可以把從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來信一直到我們這次給他們的覆信，這中間雙方來往信件，全部公開發表。第四是關於繼續寫評論蘇共公開信的文章問題。《九評》、《十評》要抓緊，今後還要組織一批文章。③

　　隨後，在鄧小平主持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賀電稿搞出一長一短兩個方案，同時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對長的比較滿意，作了修改，並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請酌定。」④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由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署名的賀電。毛澤東特地囑咐，這個賀電發出以後，一段時間內不要發表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十天以後，四月二十七日，經毛澤東批准，《人民日報》摘要發表了蘇共中央二月全會的反華決議和蘇斯洛夫的反華報告，以及《真理報》在發表這些文件時配發的反華社論，並加寫了按語，申明：「蘇共領導公佈的這批反華文件、講話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後公佈的一切反華文件、講話和文章，我們都要在對蘇共中央公開信答覆完畢以後，依次給予回答。⑤」這是在論戰中「立此存照，將來再議」的通常做法。

　　五月九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給蘇共中央的覆信，還全文發表了中蘇兩黨之間的其他六封來往信件。

　　五月七日的覆信，在以下幾個問題上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一是關於停止論戰問題，覆信表示：在對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還沒有答覆完以前，不可能放棄公開答辯的權利。二是關於舉行中蘇兩黨會談、兄弟黨代表籌備會和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問題，覆信表示：從現在的情況看，中蘇兩黨會談推遲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較為適宜。至於籌備會議和國際會議，要看兩黨會談的結果而定。三是關於反對單方面召開國際會議，覆信表示：如果蘇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開一個這樣的會議，就必須承擔分裂的責任。

　　這封覆信的要點，是在預見到有分裂危險的情況下，採取了拖的策略，力圖避免蘇共把分裂的責任嫁禍於人。其中，第二、第三點是關鍵。這兩點都是毛澤東修改定稿時加上的。覆信指出：「我們現在把這種誠心誠意，利害昭然的話講在這裡，勿謂言之不預也。⑥」毛澤東在給康生、吳冷西並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語中寫道：「在這個開會時間問題上，蘇共領導的章法亂了，因此指揮棒也不靈了，因為大多數黨都怕開分裂主義的會。實際上蘇共領導自己也怕開這種會，因為分裂對他們沒有好處。這種會實際上是開不成的。⑦」後來這個會真的沒有開成。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制定以備戰為中心的「三五」計劃；二是討論農村「四清」運動。前者是要防範突然發生的大規模侵華戰爭，後者是要防止產生資產階級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篡奪各級領導權。這些都是毛澤東心目中頭等重要的大事。

　　會議期間，六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北京近郊昌平縣的十三陵水庫管理處會議室召開一次會議，發表了關於培養接班人問題的講話。他說：

　　「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

　　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赫魯曉夫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我們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

　　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確的團結方針，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勝利。對於搞陰謀詭計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饒、彭、黃等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陰謀，他要搞，有什麼辦法，現在還有要搞的嘛！搞陰謀的人，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五個指頭，四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

　　完全的純是沒有的，這個道理許多人沒有想通。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成其為社會。完全的純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成其為社會，不合乎辯證規律。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一。掃地，一天到晚掃二十四個鐘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歷史上哪年純過嗎？但是卻沒有把我們搞垮。帝國主義也好，我們党裡冒出來的修正主義也好，都沒有把我們搞垮。解放以後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搞垮了我們沒有？沒有。搞垮我們是不容易的，這是歷史經驗。

　　人是可以改變的。有少數人變不了，吃了飯就罵人，各省都有一點，是極少數，不變也可以，讓他們去罵。對那些犯錯誤的人，要勸他們改好。要幫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認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沒完。

　　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幹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鐘頭，不讓人家講話。不要開會時贊成，會後又翻案，又說不贊成。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一個指揮員指揮打仗，三個仗，勝二個，敗一個，就可以當下去。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裡。不要總是認為只有自己才行，別人什麼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大人物，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還是在前進。

　　但是，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⑧

　　經過近一年的中蘇公開論戰，隨著國內「四清」、「五反」運動的進行，毛澤東愈來愈擔心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危險性。為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毛澤東把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作為防修的一項戰略措施提上日程。毛澤東上述講話的五條主要內容，不久被寫進《九評》。

　　七月十四日，《九評》發表，題目是《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這時同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發表，正好相隔一年。這是對蘇共中央公開信評論文章的最後一篇，也是九篇評論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還準備寫《十評》，由於赫魯曉夫的下臺，《十評》沒有發表。

　　《九評》是全面論述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駁斥「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所以原先的題目是「無產階級專政和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毛澤東把題目改為「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九評》從怎樣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怎樣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問題破題，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認識，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貫穿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是全篇立論的基礎，源於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文章分析了蘇聯的社會狀況，認為蘇聯存在著敵對階級和階級鬥爭，認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在蘇聯社會上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蘇聯人民同他們之間的矛盾，是目前蘇聯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階級矛盾」。文章批駁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觀點。

　　①吳冷西《十年論戰》（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頁。
　　②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報》。
　　③吳冷西《十年論戰》（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45-747頁。
　　④毛澤東對祝賀赫魯曉夫七十壽辰電報稿的批語，手稿，1964年4月14日。
　　⑤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報》。
　　⑥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三月七日來信的覆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⑦毛澤東給康生、吳冷西並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語，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⑧《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8-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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