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大興調查研究之風(9)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9)

　　從十五日開始，兩會合一，重新編組。各組主要圍繞公社體制問題、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進行討論。在這些問題上，特別是食堂、供給制問題，意見很不一致。毛澤東印發了幾個材料，有一個是三北會議印發過的河北省委關於調整社、隊規模的意見。河北主張生產隊改為大隊，生產小隊改為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印發時，在標題下面注明「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以醒目。還有一個是陝西省委關於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澤東印發這些材料，想引起與會者注意，但議的結果，都不贊成。

　　三月十九日，開始修改條例第二稿，吸收了每個大區一至三人參加。當天中午，毛澤東同陳伯達、胡喬木、廖魯言、田家英談了一次話，大意是：

　　這個條例怎麼樣？沒有危險嗎？農業問題抓得晚了一些。這次一定決心解決問題。第二次鄭州會議，問題解決得不徹底，只開了三天會，而且是一批一批地開，開會的方法也有問題。廬山會議本應繼續解決鄭州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中間來了一個插曲，反右，其實應該反「左」。一九六〇年上海會議對農村問題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討論國際問題。北戴河會議也主要是解決國際問題。「十二條」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決了「調」的問題，沒有解決「平」的問題。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只零碎地解決了一些問題。農村問題，在一九五九年即已發生，廬山會議反右，使問題加重，一九六〇年更嚴重。餓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①

　　毛澤東可能覺得這個條例糾「左」的步子大，而且在有些問題上還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所以提出有無危險的問題。但他認為必須這樣做，他十分後悔農業問題抓晚了，這次非下決心徹底解決不可。

　　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條例改出第三稿，印發會議。第二天，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這個條例共六十個條文，故稱「六十條」。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國農村黨支部和人民公社全體社員，發出《關於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給全黨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在農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在分配上，生產隊和生產隊之間，社員和社員之間，都還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平均主義現象。第二，公社的規模在許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對生產大隊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產大隊對生產隊，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級的民主制度不夠健全。第五，黨委包辦公社各級行政的現象相當嚴重。②

　　這五個問題的提出，是毛澤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各級領導幹部，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調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條」就是要著重解決這些問題。關於人民公社三級的名稱，過去各地很不統一。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那一級，有的叫管理區，有的叫生產大隊，有的叫生產隊，從「六十條」起，一律叫生產大隊；過去的生產小隊，一律改名為生產隊。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其規模大體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

　　三月二十三日，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毛澤東再次講話，主題仍是調查研究。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以來，第三次講這個問題了。

　　話是從《調查工作》講起的。他對這篇文章失而復得的高興心情，又一次流露出來：「別的文章丟了，我不傷心，也不記得了，這兩篇文章③我總是記得的。忽然找出一篇來了，我是高興的。」

　　他說：這篇文章中心點是要做好調查研究。反對本本主義，「這裡頭包含一個破除迷信的問題。那個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級的東西就認為是好的。比如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那個東西你拿來如何實現呢？你如果不搞些具體措施，是很難實現的。不要說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有部分的原則性錯誤，即使都是正確的，沒有具體措施，沒有調查研究，也不可能實現。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在這裡，毛澤東從歷史與現實的貫通上，講述了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貫徹執行上級（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須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相結合，訂出具體措施；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做調查研究。這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

　　他說：現在全黨對情況比較摸底了，但是不要滿足。「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他講了一個故事：「在第二次反『圍剿』時候，兵少覺得很不好辦，開頭不瞭解情況，每天憂愁。我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雲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打兩路，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他說：「這篇文章還提出這麼一個觀點，就是說，正確的策略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只能來源於調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則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現在印出來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這本書不知厚多少倍。列寧的哲學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他用好幾年時間研究哲學史才寫出來的。」「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的軍事學。有人講我的兵法靠兩本書，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孫子兵法》當時我就沒有看過。」「那時打仗，形勢那麼緊張，誰還管得什麼孫子兵法，什麼戰鬥條令，統統都忘記了的。打仗的時候要估計敵我形勢，很快作出決策，哪個還去記起那些書呢？你們有些人不是學過四大教程嗎？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嗎？如果那樣就完全是教條主義嘛！我不是反對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我這篇文章裡頭也講了的。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④

　　會議閉幕那天，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縣級以上黨委的領導人員，首先是第一書記，把深入基層，親身進行有系統的典型調查，每年一定要有幾次，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並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風氣。信中有一個名句：「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這句話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強了人們在調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氣和力量。此信的發出，進一步推動了全黨的調查研究工作。

　　廣州會議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用毛澤東的話來評價，這是公社化以來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來一起討論和徹底解決農業問題。廣州會議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廣州會議和「六十條」草案，從糾「左」的程度來看，超過了自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歷次會議和文件。「六十條」的制定，在重新糾「左」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但並不是人民公社所有問題都已得到解決，供給制、食堂這兩個直接影響群眾積極性、關係廣大農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就沒有解決。但是，前一階段的調查研究，為這些問題的解決作了一定的準備。

　　①毛澤東同陳伯達、胡喬木、廖魯言、田家英談話的傳達記錄，1961年3月19日。
　　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1、222頁。
　　③兩篇文章，指《調查工作》和另一篇在這之前寫的《反對本本主義》。
　　④《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6－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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