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19)

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19)

　　七月八日，彭真向會議作關於布加勒斯特會議情況及中蘇兩黨分歧問題的報告。在小組討論中，大家議論紛紛，對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代表團搞突然襲擊、組織圍攻的惡劣做法表示極大憤慨。為了使大家瞭解中蘇兩黨關係怎樣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原則性的意見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周恩來作了一個系統論述共產國際（實際上是蘇共）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的報告。

　　在這些日子裡，毛澤東邀集中央常委的幾位同志和有關負責人，連續開會研究對蘇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書》如何作出答覆。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國內經濟問題向會議作報告，會議開始轉到討論國內問題。二十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各地彙報今年完成生產任務的情況。二十六日，周恩來主持會議，專門討論當前最突出的糧食問題。二十八日，毛澤東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糧食問題，同時還討論了尖端技術問題。

　　正當會議剛剛進入討論國內經濟問題時，突然又發生蘇聯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的嚴重事件。蘇聯政府七月十六日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覆，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間全部撤走。當時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佈在經濟、國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個企業和部門。他們全部撤走，使中國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產。這對正處在困境中的中國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蘇共這一舉動，把兩黨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與國的關係上，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對中國施壓。

　　七月三十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答覆蘇聯撤回專家照會的複照稿。第二天，將複照交給蘇聯駐華大使館，同時印發會議。複照指出，蘇聯撤回專家的行動，違反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違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準則，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且改變召回蘇聯專家的決定。但是，蘇方以毫無商量餘地的態度，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撤走全部蘇聯專家，撕毀了兩國間簽訂的所有有關協定與合同。

　　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向會議作報告。這兩個問題，都是當時大家特別關心的，影響到國家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當時，在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中，對蘇貿易占一半，中國主要出口糧、油、肉、蛋等農產品。由於這兩年農業大幅度減產，糧、油、肉、蛋等不能按計劃收購上來，對蘇貿易欠帳達二十五億盧布。在赫魯曉夫咄咄逼人、對中國採取高壓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瞭解到這種情況，迸發出一種勒緊腰帶還債的激憤情緒。有人說，「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說，「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以堅定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賬。」⑦大家認為，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係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到國家在國際上的聲譽，關係到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問題。

　　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發表講話，講了一個小時。他說國際形勢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會主義陣營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總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壞人總是少數，頂多百分之十。要堅信這一條。這是毛澤東觀察國際形勢的一個基本觀點，從一九五九年以來反復論述這個觀點。關於中蘇關係，他說，反對修正主義問題講了好多了，許多同志都講了，你們也分組討論了，特別是總理、彭真同志他們作了系統的報告，我就不需要多講話了。

　　講到國內問題，他突出強調了要抓好糧食生產。他要求搞好田間管理，搞好秋收、秋種，盡可能地多打糧食，多種糧食。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第一條。針對農村人民公社急於過渡和刮「共產風」的情況，他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至少五年不變，搞一個死規定，五年以後再說。一定要有個人所有制的部分，給社員一點自留地，過去批轉貴州省關於食堂辦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個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體、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會議決議裡寫了的，不要忘記這一點。他說，今天我講的這些，不是什麼發明，也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我們過去共同決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複一下。

　　毛澤東講到的這些政策，是在鄭州會議以後的糾「左」過程中逐步制定的，對制止「共產風」、穩定農村生產秩序曾起過好的作用，但被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運動沖掉了。事隔一年，毛澤東又重申這些政策，預示著黨的農村政策將會有一個新的調整。

　　毛澤東在會議上只講了這一次話，講的時間也不長。在一個多月的北戴河會議期間，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這是以往所少見的。他的心情顯得沉重，常常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長時間不語。睡覺也不好。他曾對值班人員說，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對他多照顧一下。可以想像，國際上有來自蘇聯等方面的壓力，國內出現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難的經濟局面，等待著解決的棘手問題那麼多，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在精神上承受著多麼大的壓力。他在六月上海會議上提出爭取主動權的問題，並沒有實現，依然處在被動狀況中。如何克服當前困難，擺脫被動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著。他也確實太疲勞了。

　　出於對毛澤東的愛護，保證他的身體健康，党的總書記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宣佈：「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對蘇共《通知書》的答覆，我們把文件搞好了，主席過問一下，日常工作我們處理了。」

　　毛澤東：「我贊成，休息一個時期。」

　　鄧小平：「小事就不要過問了。」

　　毛澤東：「少看文件。」

　　鄧小平：「這樣比較好。」

　　這時，康生插了一句話：「《毛選》第四卷注釋，習仲勳那個地方加兩句，已經加了，主席什麼時候看看呀？」

　　彭真：「不要他看了。」

　　鄧小平：「可以不看了，我們定了算了，那個裡面沒有什麼重大的問題。」⑧

　　北戴河會議經過多次討論，最後，形成幾個文件。一是《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二是《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三是《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會議決定，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產品、重點企業和基本建設項目；認真清理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生產戰線。這一切，都是為了解決當前國民經濟中最突出的問題，扭轉困難局面，而規定和採取的一些具體措施和辦法。會議還制定了《關於向黨員幹部介紹布加勒斯特會議情況和中蘇關係問題的通知》。這次會議還有一項重要決定，就是成立中央局。

　　北戴河會議以後，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開始研究中蘇兩黨會談的問題。中蘇兩黨會談，是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提出的建議，目的是為了開好世界各黨代表會議及其起草委員會會議作準備。

　　為了爭取主動，中共中央決定，在兩黨會談前，就把對蘇共中央《通知書》的答覆書發出去。《答覆書》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會議時即已著手，會後寫出了送審稿，共十二個部分。八月下旬陸續送毛澤東審閱。九月七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討論過一次。根據他們的意見，作了修改。九日，鄧小平打電話給毛澤東的值班秘書，說文件已經搞出來了，少奇同志看了，提了些修改意見。明日政治局和書記處開會討論，常委同志不參加，問主席看過沒有，有意見改在本子上給他，或者他們來談談。毛澤東讓秘書告訴鄧小平：「文件我都看了，寫得很好，我沒有多少意見，只有幾處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參加，只請小平、彭真同志來談一下就行了。」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鄧小平、彭真和吳冷西談了一次，《答覆書》最後定稿。當天（九月十日），由鄧小平、彭真約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沃年科，把《答覆書》⑨交給他，同時通知他，中共代表團於九月十五日動身去莫斯科。

　　中共代表團由鄧小平任團長，彭真任副團長。代表團出發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中蘇兩黨會談的方針。

　　兩黨會談從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共舉行五次。因雙方意見分歧很大，爭執不下，無結果而散。代表團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當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彙報。根據吳冷西的回憶，毛澤東在彙報會上講了一些意見。大意是：中蘇兩黨還是應該團結的。我們需要團結，他們也需要團結。問題是如何達到團結。我們要爭取在馬列主義基礎上同蘇共達成協議。蘇共習慣於以老子党自居，不習慣於兄弟黨之間進行民主討論。這次中蘇會談有好處，你講我也講，不是布加勒斯特會議那種一面倒的方式。將來在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爭取達成協議，但也不怕分裂，準備蘇共要分裂。我們總的方針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堅決鬥爭，留有餘地。⑩

　　九月三十日，鄧小平、彭真率代表團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員會會議，主要討論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草案。聲明草案是蘇共準備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團將這一情況向中共中央報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對蘇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錯誤觀點，必須加以有力的反駁，然後再提出具體的對案。起草委員會從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經過三個星期激烈的爭論，聲明草案最後基本取得協議，但還有幾個問題，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一）關於從人類生活中排除戰爭可能性問題；（二）關於全面肯定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問題；（三）關於集團活動與派別活動問題；（四）兄弟黨之間關係的平等、協商原則問題。中共代表團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上發言時，把上述問題暫時掛起來，強調團結，高舉團結旗幟，以爭取多數人的同情。⑾二十四日，鄧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當天晚上，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會議，聽取他們彙報。

　　十一月五日，以劉少奇為團長、鄧小平為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離京飛赴莫斯科，出席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蘇共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是赫魯曉夫、科茲洛夫、蘇斯洛夫等。這是國際共運中的一件大事，引起舉世矚目。

　　十一月七日，紅場遊行後，蘇方交來一個對中共《答覆書》的答覆，並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與會議聯繫起來。蘇共的這個「答覆」集中攻擊毛澤東的一些論點，同時也列舉了劉少奇、鄧小平、陸定一文章和講話中的論點。十一月九日，蘇斯洛夫等會見中共代表團時，說明他們在這次會議上的立場，是要消除分歧，加強團結；赫魯曉夫的講話是建設性的，沒有爭論的語言，不涉及答覆書的問題。兩黨的分歧今後還可以討論，不要拿到這次大會上去。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向他們表示，我們這次是抱著團結目的來的，原定在會議上要講一篇熱情的團結的話。現在你們十一月五日的「答覆」，破壞了這種可能，原來的想法已經不能不改變了。你們一面說要團結，不爭論；一面發出一百多頁的「答覆」，你們要團結的講話，是不真實的。看來是非在會上回答你們不可。爭論是你們引起來的。⑿

　　⑦見周恩來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7月31日。
　　⑧見劉少奇等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8月10日。
　　⑨中共中央的《答覆書》，對蘇共中央的《通知書》作了系統的批駁。其中著重講了五個問題：第一，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代表團實行突然襲擊，組織圍攻。第二，赫魯曉夫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撕毀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援助中國建設項目的所有協議，撤回全部在華蘇聯專家。第三，赫魯曉夫在中印邊境衝突中偏袒印度，指責中國，把中蘇分歧公開化。第四，赫魯曉夫吹捧艾森豪威爾，美化美帝國主義。第五，赫魯曉夫公然對西德總理阿登納宣傳所謂「黃禍」，並要阿登納幫助他對付中國。
　　⑩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64、365頁。
　　⑾《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72、573頁。
　　⑿《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83－5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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