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20)

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20)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十一月十日正式開始。會議開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團鑒於大會的情況有新的變化，與起草委員會時不同，許多党的代表發言，指名指責中共搞宗派主義，以分裂相威脅。因此，代表團一致意見，如果不從聲明草案上刪去中共代表團所堅持不同意的幾點，中共代表團就不簽字，並發表聲明。代表團立即發電報向中央說明情況並請示方針。

　　十一月十六日晚，毛澤東在懷仁堂小休息室，同周恩來、陳毅、李富春、陳伯達一起，研究代表團來電，同意代表團的意見，並告訴他們一切應作最壞的打算。周恩來當即打電話給鄧小平，轉達中央的意見。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討論結束。二十三日，赫魯曉夫發言。他有意放低語調，力圖抓住團結的旗幟，以爭取群眾，而對中共則是針鋒相對，繼續進行指責。二十四日，鄧小平作第二次發言。在休息時間，蘇方人員全體出動組織一些與會代表發言，一時會場情況十分緊張。休息後，發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語言，明白地攻擊中國共產黨。但有的党的代表敢於出來說話，說這次會議已表明有多數對少數作決定的傾向，這是不正確的。危險不在於有分歧，而在於用不正確的方法來解決分歧，就是要少數服從多數。這篇講話震動了全場。

　　這時，會議已經進行了兩周。中共代表團對會議前途作了分析和估計。從現在看來，全部關鍵是蘇共二十大的問題。反對在聲明草案裡寫上蘇共二十大，從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完全有理由的，但這樣做卻不能像反對寫上集團派別活動那樣得到支持。對這個問題究竟採取什麼態度，直接關係對聲明是否簽字的問題，代表團曾幾經考慮，並於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連發兩個電報，請示中央。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代表團的請示電，因事關重大，把各中央局書記也都請來了。會後，中央致電劉少奇：提議在聲明草案有關的一段中，強調一致協商的原則；簽字問題，中央正在討論，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覆。

　　中共中央關於簽字問題的指示電，二十八日發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義盡，鞏固左派，爭取中間，暴露右的。在二十大問題上可以讓步，但絕不能同意寫集團宗派和內部決議①。代表團現在的方針應該是力爭達成協議，發表一個經過共同協商、達到一致的會議聲明。

　　在二十八日召開的起草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討論過程中露出一點跡象，蘇共做出一點讓步，他們同意刪掉「民族共產主義」的提法。

　　二十九日，起草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會議。會議一開始，雙方各不亮底。就一些不一致的意見，繼續爭論。在會議休息時，中蘇雙方單獨會談，中方是彭真，蘇方是科茲洛夫。中方要求蘇方提出自己的方案，蘇方即表明：（一）二十大必須寫進聲明，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集團派別活動可以不寫；（三）關於個人崇拜問題可以考慮；（四）可以考慮寫上協商一致的話；（五）內部秘密決定可以不寫。中方為了顧全大局，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蘇方的辦法解決，各向自己的代表團長報告，並約定時間由赫魯曉夫和劉少奇會談。

　　這是一個重要轉折。關鍵問題就是寫不寫蘇共二十大。二十大被蘇共視為命根子，別的它都可以讓，唯獨這一條萬萬不能讓。中共中央根據對會議形勢的分析，作出在二十大問題上可以讓步的決定。這是關鍵的一招，使整盤棋走活了。

　　對於這一天的情況，中共代表團秘書長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今天是形勢好轉的一天，也是此次會議的最後關頭。經過我堅持力爭之後，對方的詭計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讓，顯示了我黨的威力。這在近幾十年來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個破天荒的例子。從此以後，指揮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靈，老子黨地位動搖，減少一切服從的惡習。總之，也是打開腦筋、破除迷信。馬列主義創造性的發展和各國革命的勝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國代表團這次的貢獻，將來是會載入史冊的！」②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團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與蘇共代表團赫魯曉夫、科茲洛夫、蘇斯洛夫會談。會談進行得比較順利。劉少奇著重談團結問題。關於中蘇兩黨爭論，雙方都表示希望結束，再不挑起，使兩國、兩黨的關係恢復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狀況。

　　十二月一日，八十一黨會議全體大會在克里姆林宮舉行，各黨代表團團長在聲明上簽字，並通過公報、呼籲書等。劉少奇、赫魯曉夫先後講話，都著重講團結問題，會場空氣為之一變。為時二十二天的八十一黨代表會議，在充滿熱烈、團結的氣氛中結束。

　　十二月二日，劉少奇以國家元首身份對蘇聯進行國事訪問。十二月九日劉少奇一行回到北京，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到機場迎接，表示對中共代表團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對八十一黨代表會議及其聲明的支持。

　　從六月布加勒斯特會議赫魯曉夫發動對中國共產黨的圍攻，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中共採取一系列高壓政策，到八十一黨代表會議達成協議，圓滿結束，這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堅定而又靈活的方針，經過艱苦而又複雜的鬥爭，所取得的勝利。中蘇兩黨的爭論告一段落，出現了團結的局面。這是符合中蘇兩黨、兩國的需要，也是適應世界各黨一致的要求。

　　後來，毛澤東對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會議及其發表的聲明，作過這樣的評價。他說：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組織反華大合唱。「一九六〇年底，國際情況起了很大變化，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党在莫斯科舉行了代表會議，發表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反動派、反對修正主義的聲明。這個『不怕鬼』的聲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聲勢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喪，反華大合唱摧垮。」③

　　但是，八十一黨會議聲明，畢竟是中蘇兩黨雙方妥協的產物，兩黨之間的分歧並沒有消除，只是暫時被擱置下來了。

　　從六月間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國際問題方面。

　　進入十月以後，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嚴重情況，越來越多地反映到毛澤東那裡。問題的嚴重程度使他吃驚。毛澤東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轉回到國內。中共代表團在莫斯科的活動，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鬥爭在第一線，他很放心，只是對代表團請示的一些重大的、關鍵性的問題，同周恩來等人商量後，下最後決心並給予指示。八十一黨代表會議的勝利結束，中蘇兩黨關係的改善，也為毛澤東能集中精力抓國內問題創造了條件。

　　雖然中央決定毛澤東休息一個時期，但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根本無法做到。他照樣很忙，找人談話，批閱文件，會見外賓。當他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的報告時，心情極為沉重，常常睡不著覺。從十月開始，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護士長怕他營養不夠，影響健康，每天都給他計算攝入食物的熱量。身材高大的毛澤東的體重這時下降到七十五公斤。④

　　主觀上本來是想把經濟建設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過上好日子，使國家早些實現富強，但超越了實際可能，違背了經濟規律，結果卻適得其反，受到嚴厲懲罰。

　　對農村工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毛澤東認為，需要從堅決糾正「共產風」和集中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下手。十月十日，毛澤東看到湖北省和福建省的兩份報告，立即寫信給李富春：「湖北沔陽縣一平二調問題至今未解決、糧食減產、問題嚴重文件一件，福建閩侯縣委第一書記在該縣城門公社一個社即堅決壓下2000多人（占總勞力45％）下去生產文件一件，以上兩個文件極好。請你即令書記處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內即為中央起草一個有力的指示（要有幾百字，幾句話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縣、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閱為盼！」⑤為中央起草的指示，經毛澤東審閱後十二日發出。這個指示強調指出：「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糾正強迫命令、浮誇和某些幹部特殊化的作風，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是徹底調整當前農村中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關鍵問題，是在公社中貫徹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關鍵問題。」「同時，為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在各經濟部門合理地安排勞動力，必須在農業戰線上保持和配備足夠的勞動力。」⑥

　　一九六〇年三月，毛澤東曾為中央寫過指示，提出要堅持制止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口氣很嚴厲。但是，由於急於過渡這個產生「共產風」的根源沒有觸及，相反，各地都在競相搞過渡試點，且有擴大之勢；再加上幾個大辦，大辦食堂，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土鐵路，大辦水利，大辦養豬等等，更加助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到了十月，「共產風」和其他幾股歪風，對農村生產關係和農村生產力，對農村經濟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極大破壞和嚴重後果，大量地暴露出來。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〇年的糧食產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億斤，比一九五七年減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問題已經到了非徹底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於農業情況的彙報，主要是討論如何糾正和堵塞「共產風」的問題。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魯言、陳正人參加了會議。會議還討論了問題嚴重而暴露比較早的山東、河南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彙報了信陽事件，大家十分震驚。會議對他進行批評，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⑦信陽事件的材料，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澤東手裡。

　　毛澤東召開會議，集中討論反「共產風」問題，這是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的第一次。歷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〇年刮起的「共產風」，其範圍之廣，危害之大，持續時間之久，都超過了一九五八年。

　　問題如此嚴重，「共產風」釀成的危機已是迫在眉睫，必須採取緊急措施加以糾正。中央委託周恩來主持起草《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毛澤東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審改完畢，立即退還周恩來。他在寫給周恩來的信中說：「作了一些修改，有幾點是重要的。請你召集富春、震林、魯言、正人、伯達談一下，最後酌定。」「用電報發出，越快越好。⑧」三日下午，周恩來召開會議討論定稿後，立即發出。

　　毛澤東對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說，「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從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變。」「至少五年不變」，是毛澤東在八月北戴河會議上提出的，這次他將五年改為七年，並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後完成的一年以前，堅決不變」。原稿中說，「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必須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毛澤東將「一定時期」改為「一個長時期」。原稿中說，各生產小隊之間在分配上的差別，「對於發展生產是有利的」，毛澤東將「有利的」改為「極為有利的」。原稿中說，「社員戶養豬也不可偏廢」，毛澤東改為「應該鼓勵」。原稿中說，「在現階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毛澤東在「在現階段」之後，加上：「在很長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後二十年內」。⑨

　　①指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團在會議期間提出的作出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內部決議。
　　②《楊尚昆日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26頁。
　　③毛澤東審閱《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時加寫的一段話，見1961年2月5日《人民日報》。
　　④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5月21日。
　　⑤毛澤東給李富春的信，手稿，1960年10月10日。
　　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40頁。
　　⑦王任重日記，1960年10月26日。
　　⑧毛澤東給周恩來的信，手稿，1960年11月3日。
　　⑨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修改，手稿，196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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