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18)

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18)

　　毛澤東的《十年總結》，對新中國成立後十年間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了一個輪廓式、提綱式的總結，對一些史實作出判斷。比方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這就是一個重要判斷。當然，有一些判斷是不正確的，比如說，「七八兩月在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動」。毛澤東的總結再次肯定周恩來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他批評了一些同志，說「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毛澤東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評：「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說，高指標要下決心改，改過來就完全主動了。「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他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①

　　毛澤東寫這個總結，雖然只用了兩個小時，但醞釀的時間很長。遠的不說，大體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會議，毛澤東就開始試圖對新中國成立後的十年經驗進行總結。後經一九六〇年一月上海會議，三月天津會議，又經過一系列小型會議的交談，到這次上海會議，為了全面降低計劃指標，需要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解決黨內高層領導的認識問題。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一氣呵成，寫出這篇重要文獻。他在談到《十年總結》時說：「我企圖從歷史來說明問題，使我們盲目性少一點，自覺性多一點，被動少一點，主動多一點，不要喪失主動權。」②

　　毛澤東極端重視主動權這個東西。人們都還記得毛澤東說過的關於軍事上爭取主動權的那段話：「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失敗。」③毛澤東在他的一生中，不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始終注意把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中國革命在他的領導下，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他不是沒有過喪失主動權或者處於被動的時候，但是憑他超人的智慧、豐富的經驗和求是的精神，總能化險為夷，變被動為主動。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由於缺乏經驗，又急於求成，迷戀高指標，離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聽信一些不負責任的、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報告，因而對高指標雖曾幾次決心調整，總是落不到實處，因而總是處於被動狀態。這次提出減少盲目性，爭取主動權，是他對兩年來經驗教訓的一個總結。

　　鄧小平對《十年總結》作出一個評價，他說：主席這篇東西，我很贊成，需要總結一下。我看這次會議最大的收穫，如果說我們得到益處，恐怕就是這個。《十年總結》是全面的，提到認識論的高度解決問題，從思想方法上解決問題。④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以及與會人員都一致贊成這個總結。

　　《十年總結》作為一個歷史文獻，在當時起過積極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則至今仍是適用的。當然，這個總結也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它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肯定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表明對「左」的指導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認識。

　　上海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對三年補充計劃的十四項指標，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有的比第二個五年計劃原定的指標還低。這次會議主要明確了兩個問題。一是堅持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加快發展農業；二是強調作計劃必須留有餘地。這一切，都是為了從全域上改變被動局面，爭取主動權。這次上海會議與一月上海會議有很大的不同。一月會議時，人們的頭腦，包括毛澤東在內，都還很熱，認為一九六〇年仍將是一個大躍進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勢更好，因而不論是三年補充計劃，還是八年設想，都是脫離實際的。在這近半年的時間，經濟形勢日益困難，嚴重問題逐步暴露，計劃完成情況很差，因而這次會議出現另一種情況，全面降低指標、強調留有餘地。儘管這次調整仍然是不徹底的，但總是向實際靠近了一些。

　　上海會議結束後，毛澤東本來應該像往常那樣，狠狠地抓會議精神如何一步一步落實；但恰恰在這個時候，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嚴重事件而轉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幾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會議上。

　　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對這次會議作了充分準備，要對中國共產黨發起全面攻擊。中共代表團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鎖，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舉行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上也出現了一些異常現象。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團與赫魯曉夫會見，持續六個小時，大部分時間是赫魯曉夫對中共進行猛烈指責。二十三日蘇共代表團交給中共代表團一封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內容是反駁《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的觀點。他們還把這封信改為《通知書》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發給到會的其他黨代表團。二十三日這一天，蘇共又送來一份關於公報的稿子，說是準備二十四日開會討論。因此，會議開始前，空氣已十分緊張。

　　從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團舉行會議，也就是蘇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謂會晤。「會晤」一開始，就是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赫魯曉夫又一次對中共進行激烈的攻擊，涉及中國內政、外交各個方面。彭真給予反擊，單批評赫魯曉夫，著重批評他說帝國主義跟過去不一樣，批評赫魯曉夫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彭真提出：原先蘇共給我們的來信，只講「會晤」，沒有講發表公報的事，我們對公報有些意見，請考慮修改。赫魯曉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團簽字。彭真說，我們要請示中央。

　　當時，指導中共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魯曉夫進行這場鬥爭，處在第一線的是鄧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最後作出決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北京和上海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來電，報告蘇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給中共中央來信即《通知書》的要點。中央書記處臨時開會，討論如何答覆來電問題。同一天，毛澤東收到柯慶施送來的彭真來電的抄件，當天晚上，他邀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開會，商量此事。從這一天起，毛澤東等四位常委，加上柯慶施，有時劉曉也參加，在上海文化俱樂部連續開會五天，討論布加勒斯特會議問題。

　　由於中共代表團不斷地、及時地把布加勒斯特會議情況報告國內，中共中央對會議的進展情況了如指掌，及時地給代表團指示，所以代表團的鬥爭進行得很成功。經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團在公報上簽了字，同時發表了一個聲明。

　　布加勒斯特會議標誌著國際共運陣營分裂的升級，中蘇兩黨之間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分歧完全公開化了，中蘇兩黨關係急劇惡化。⑤

　　彭真率領中共代表團於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毛澤東六月二十九日離開上海，經蚌埠、濟南於七月二日到天津。當天晚上，在專列上聽取專程從北京趕來的彭真、康生等人的彙報，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達北戴河，準備在這裡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七月五日開始，八月十日結束，共一個月零六天。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問題（中蘇關係）和國內經濟問題。

　　一九六〇年已經過去半年了。這半年來，和原來的預期相反，生產計劃完成得很不好，從四月以來，工業生產不斷下降，農村中的「五風」和急於過渡的情況，雖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於對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缺乏切實有力的具體措施，因而沒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嚴重乾旱，糧食形勢非常緊張。這是擺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緊迫而急需解決的問題。本來這次會議需要充分討論和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毛澤東在會議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員和部分地方負責人開會的時候，就講到：國外爭論的解決，取決於國內工作。現在我們的工業、農業都未過關，必須下決心，立志氣，密切聯繫群眾，深入基層，糾正缺點，把各項工作做好。要縮短戰線，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爭取在三年到五年內把過關的任務完成。⑥但是，中蘇關係問題卻始終吸引著與會者（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主要注意力，對國內經濟問題沒有深入討論。

　　①毛澤東：《十年總結》，手稿，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7頁。
　　②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6月18日。
　　③《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3頁。
　　④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6月18日。
　　⑤以上根據《楊尚昆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4－517頁。參照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9－300頁。
　　⑥《楊尚昆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8、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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