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7)

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7)

　　毛澤東這一次集中時間所讀的書，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並指定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讀。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結束，歷時兩個月。

　　鑒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發生一些問題，幹部中存在一些混亂思想，毛澤東深感各級幹部非常缺乏經濟學的知識。他自己也覺得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以後又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他建議大家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次他自己帶頭來讀。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情況，鄧力群有一個比較詳細回憶：

　　「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十九章，主要講資本主義部分；下冊從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連同結束語，講社會主義部分。這次計劃讀的部分是下冊。毛澤東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並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誦念，邊讀邊議。我們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麼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麼。

　　在杭州前後二十五天，除去三個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實際讀書的時間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讀，一般從四時左右起到九時左右吃晚飯止；也有時從二時、五時、六時開始讀，到七時、七時半、十時結束。

　　記得12月19日是個星期六，晚上九時讀書結束，宣佈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繩、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蘇州逛一逛，當晚出發，夜半到達，為了不誤讀書，我們又乘夜車於星期一早晨趕回來。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歲生日，也沒有中斷讀書。只是毛主席要我們讀書小組的幾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飯。客人只請了當時在浙江工作的江華及其夫人吳仲廉兩位。江華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飯後，毛主席贈給每人一冊線裝本《毛澤東詩詞集》和他當時寫的兩首詞作為紀念。

　　我們讀書的地點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著手杖登上了丁家山讀書，從下午六時讀至十時，讀了二十頁，是讀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讀書。

　　在杭州的這段時間，讀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開了頭。我每天記錄，並在梅行同志幫助下，當天整理一遍。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談話記錄整理成冊，並冠以《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經胡繩、田家英看過，做了個別文字改動。

　　1月4日，我們和毛主席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這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讀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記錄交給中央辦公廳，請他們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擴大會議分組討論時，各組要求參加毛主席讀書小組的人傳達毛主席讀書時的談話內容。我被分到朱德、鄧小平同志所在的組。我問：毛主席沒叫傳達，可以傳達嗎？鄧小平同志說：可以傳達。於是，我按照整理的記錄詳詳細細地做了傳達。陳伯達、胡繩、田家英也在其他三個小組裡分別傳達了毛主席讀書的談話內容。

　　毛澤東讀書很認真，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畫橫道，或者在旁邊畫豎道，打記號。當時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著他在我讀的那本書上照樣畫。從頭到尾，都這樣畫。有的段落，毛主席畫了以後接著就發表議論，有的長，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了『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者否定的評語，我就記在自己讀的教科書上。有的段落畫了以後，毛主席既沒有發表議論，也沒有說對與不對。

　　胡喬木同志在上海會議上聽了傳達後，把毛主席讀書的談話記錄和我讀的那本書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後，他對我說：你那本書上有跟著毛主席畫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簡單的旁批，這些內容記錄裡面沒有整理進去。據他看，整理的記錄內容，批評教科書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書的是多數，批評的是少數；只有把這兩部分合起來，才能夠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讀書的見解。喬木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上海會議結束後，我們隨毛主席去廣州，在白雲山讀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結束語，至此「教科書」下冊讀完，時值1960年2月9日。陶鑄、胡喬木同志參加了這段讀書活動。」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經鄧力群等人進行整理，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近十萬字的談話記錄。談話內容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問題、當前國內的一些政策問題，以及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等等。

　　毛澤東讀這本教科書，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結合當前中國正在做的事情和他個人正在思考的問題，發表議論。有些是有感而發，有些是帶有總結經驗的性質。並且從中國的經驗同蘇聯的經驗相比較中，來探討一些問題。毛澤東讀教科書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獨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說這次讀書採取了「跟著書走」的方法，是為了瞭解作者的觀點和方法。但他的思想並沒有只是跟著書走，既肯定正確的東西，又有大膽懷疑，提出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獨到的見解。毛澤東讀教科書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他是作為一個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學者來讀；他不是在那裡坐而論道，而是結合讀書考慮中國應該怎樣做。這次讀書是在廬山會議之後，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觀點。但又因為有了「大躍進」之後糾「左」的一段經歷，因而同發動「大躍進」時又有所不同。

　　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中，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觀點。例如：關於怎樣掌握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關於如何認識規律的問題；關於如何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關於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而不是生產關係改變之前的觀點；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所有制問題；關於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對待物質利益原則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的觀點；關於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問題；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關於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要創造新的理論的問題。

　　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分析矛盾，是毛澤東一生中觀察問題、研究問題和處理問題使用的根本方法。這個方法始終貫穿在讀教科書的談話之中。他說：「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批評教科書沒有運用這個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他說，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

　　毛澤東用對立統一規律，來說明量變與質變的關係，說明量變中就有部分質變的道理。部分質變論，並不是毛澤東最先提出的，但經他重新提起並加以發揮，在中國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這個觀點，在他看來，不僅有哲學意義，還有實踐意義。就像他所說的：「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後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裡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後的質變就不能到來。」

　　關於如何認識事物規律的問題，毛澤東說：「要認識事物的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毛澤東批評這本教科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他說：「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那麼整個社會的普遍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這裡，他為人們指出了一個研究和認識規律的基本方法。

　　關於如何研究政治經濟學，他說：「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關係，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係，就必須一方面聯繫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繫研究上層建築對生產關係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這本書提到了國家，但沒有加以研究，這是這本書的缺點之一。當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築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築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鬥爭論、國家論了。」

　　毛澤東說：「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他根據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闡述了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這三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他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闢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從根本上說，反映了世界歷史發展規律。問題在於，在運用這個理論觀點指導社會實踐的時候，不能以為只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係，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對生產關係的變革提出過高過急的要求。如果這樣理解，這樣去做，就會出現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情況。究竟採取什麼樣的生產關係才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這要根據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和人們接受的程度。歸根到底，還要經過實踐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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