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8)

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8)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所有制問題，是毛澤東特別感興趣、也是談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這也不奇怪。從「大躍進」以來，他就一直在想這個事情，認為這是擺在他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不能長期並存，否則「就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他說：「人民公社將來從基本隊所有，經過基本社所有，轉變為全民所有以後，全國將出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會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不從基本隊有制轉變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還不能鞏固，還可能垮臺。」這些觀點，仍然反映了毛澤東急於過渡的心態。從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對當時那種急於過渡的情況，作過一些糾正。廬山會議反右以後，又有明顯的反復。他是從兩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一個是從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認為集體經濟的規模越大越有利於解放生產力；另一個是從鞏固工農聯盟的角度，認為在小合作社的基礎上，工農聯盟也是不鞏固的，必須從小合作社發展到人民公社，還必須從人民公社基本隊有發展到基本社有，再從社有發展到國有。毛澤東在談話中，以喜悅的心情，說到一些地方已經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從基本隊有過渡到基本社有的問題，個別地方甚至已經發生了從社有過渡到國有的問題。應當說，毛澤東在稱道一些「過渡」典型時，不是一點戒心也沒有。什麼戒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產風」的深刻教訓，他是記在心裡的。他既希望早一點過渡，又怕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個材料，說有些公社現在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況。他說：「全國都要查查，有沒有同類情況，還可能再次出現『共產風』。」他反復叮囑：「我們將來實現這個轉變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是社有經濟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轉變的時候，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後，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儘管有這些話，但毛澤東對這種「過渡」的稱道一傳達，事實上就助長了急於「過渡」的「左」的思想。

　　毛澤東特別重視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是他從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南寧會議以來，不斷強調的一個問題，形成了他的一個思想特點，並且用於指導實踐。讀教科書時，又反復講這個問題。他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應當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是：對領導人員來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企業的管理來說，要「採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等」。他還進一步指出，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是管理權，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這些，體現了毛澤東對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的權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維護和尊重，反映了毛澤東的民主觀和平等觀。

　　價值規律是經濟學中十分重要的問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進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價值規律和計劃需要割裂和對立了起來。他說：「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工具，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主要根據。我們搞大躍進，就不是根據價值規律的要求來搞的，而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根據我國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來搞的。如果單從價值規律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大躍進，就必然得出『得不償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大辦鋼鐵說成是無效勞動、土鋼質量低、國家補貼多、經濟效果差，等等。從局部、短期看，大辦鋼鐵好像是吃了虧，但是從整體、長遠來看，這是非常值得的。因為經過大辦鋼鐵的運動，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的局面打開了，在全國建立了很多新的鋼鐵基地和其他工業的基地。這樣就使我們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設速度。」「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毛澤東用「計劃第一，價格第二」來說明和解釋「大躍進」的合理性，是不能說服人的，也沒有經受住實踐的檢驗，這早已為歷史所證明。「大躍進」之所以受到嚴重挫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違反了價值規律。

　　關於物質利益原則問題，是教科書講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毛澤東很不滿意教科書關於這個問題的論點。他認為：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他說：「教科書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他們所強調的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是也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人個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域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域利益。「應當強調艱苦奮鬥，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澤東這些意見，代表了當時人們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種主要價值取向和道德準則，對思想建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對個人利益有所忽略。在這方面，毛澤東對教科書的批評，並不都是正確的。

　　毛澤東在讀教科書談話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說：「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把社會主義社會劃分成不發達的和發達的兩個階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中得出的重要論斷。這是一個科學的創見，也可以被認為是毛澤東從「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中受到的啟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漲的時候，毛澤東以及中國共產黨內許多幹部曾一度認為，用不了多長時間，甚至是很快，社會主義就可以向共產主義過渡。實踐打破了這種空想。過了一段時間，毛澤東便提出這個論斷。

　　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提出來的全國人民的奮鬥目標，最早見之於周恩來一九五四年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後來，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改變了這個表述，提法是：「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的決議採用了毛澤東的提法。這個提法有一個優點，它不僅在物質文明建設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不僅對發展生產力，而且對發展文化都提出了現代化的要求。但是沒有提國防現代化。（交通運輸業可歸入工業，因而可不單獨列出。）這次毛澤東讀教科書時，提出「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樣，對「四個現代化」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後來，周恩來在他的報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一直沿用了下來。

　　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毛澤東也談了一些意見，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九五九年，歐洲十幾個國家共產黨的會議中說，現在出現了永遠消滅戰爭的可能性，出現了把一切物力、財力利用來為全人類服務的可能性。這種說法，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階級分析，沒有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區別開來。」「只要階級鬥爭存在，戰爭總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全世界範圍內，局部戰爭沒有斷過。美帝國主義現在的戰略是，在準備大戰的條件下，搞局部戰爭，連鎖反應，一個一個地吃掉我們。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世界大戰還是有兩種可能性。即使簽訂了不打仗的協定，戰爭的可能性也還存在。帝國主義要打的時候，什麼協定也不算數。至於打起仗來用不用原子彈、氫彈，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戰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爭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的主張。如果能夠實現這個主張，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很有利的。」

　　這些意見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基本看法。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這個問題後來演變成為中蘇論戰的一個重要方面。

　　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哲學家都是為政治服務的。他說，馮友蘭在《四十年的回顧》中，用自己的事實駁斥了所謂哲學不為政治服務的說法。接著他說：

　　「我們黨裡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是錯的。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種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一九0五年和以後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後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寫出《列寧主義基礎》和《列寧主義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於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毛澤東在這裡說的，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既堅持又發展的問題，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應當採取的科學態度。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的一部分，遠遠不能涵蓋談話的全部內容。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相當系統地反映了他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許多觀點和思想，對全黨不但有著理論指導作用，而且有著直接的政策指導作用。讀教科書期間，一九六〇年一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應與會代表的普遍要求，毛澤東這個談話的內容，分別在會議的各小組會上進行了傳達。

　　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開始，十七日結束。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

　　這次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準備的，首先要把一九六〇年的計劃指標確定下來。會議的第一天聽取李富春關於一九六〇年國民經濟計劃和今後三年、八年設想的報告。會議還聽取了林彪關於國防問題的報告，聶榮臻關於科學規劃的報告，陸定一關於教育工作的報告。會議集中討論的是計劃問題和國際問題，還議了一下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毛澤東是一月四日晚上從杭州乘專列于次日淩晨到達上海的。十七日閉會那天，發表講話，主要講形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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