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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大躍進」(12)


  又想快,又擔心過快了出大亂子,這可能是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常常出現的一種矛盾心情。多從反面考慮一下問題,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躍進」的列車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軌道,奔馳向前,事實上已很難使它放慢下來了。

  五月一日,毛澤東離開廣州,乘專機,經武漢,次日回到北京。當天晚上,在頤年堂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董必武、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開會,商量有關召開八大二次會議的問題。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於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這次會議的議程是:(一)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二)關於莫斯科會議的報告;(三)通過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

  會議的第一天,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著重說明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和今後的任務。報告是劉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澤東的,它充分表達了毛澤東自一九五六年以來,主要是南寧會議以來,在歷次會議上講話的主要內容。

  劉少奇的報告,將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煉,作為總路線的基本點,概述如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才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通過這些,儘快地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①(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頁。)這些內容,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對其中的三個「並舉」.毛澤東最為滿意,稱之為「兩條腿走路」。

  關於十五年趕英的口號,按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意見,在黨內小範圍裡頭,掌握的口徑是,七年趕英,十五年趕美,但公開講,還是十五年趕英。不過,工作報告作了一個修改,把過去說的十五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趕上英國,改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趕上英國。一「長」一「短」,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估計上發生的變化。

  工作報告突出了建設速度問題,並且說明為什麼必須加快建設的速度,指出:「建設速度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擺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革命就是為了最迅速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國經濟本來很落後,我國的外部還有帝國主義,只有盡可能地加快建設,才能儘快地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頁。)

  工作報告確認了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關於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即:「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頁。)這樣,通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這是黨在指導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轉折,為後來發生的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提供了理論依據。

  劉少奇的工作報告作完後,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報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澤東非常滿意。在他定稿的批語中寫道:「改得很好,真正勢如破竹了。」①(①毛澤東給胡喬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勢如破竹」四個字,恐怕是這個時期毛澤東對他認為滿意的報告或講話的最高評價。

  劉少奇的報告,引起代表們的熱烈討論。大家一致贊成和擁護這個報告。

  毛澤東在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會上講話,主題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為題,發表第一次講話。

  他說:我們的同志有幾怕。第一種怕教授,第二種怕馬克思。以為馬克思住在很高的樓上,要搭很長的梯子才能爬上樓去。我看,樓下的不要怕樓上的人。列寧說的、做的,許多東西都超過了馬克思。我們做的也有許多超過了馬克思。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實踐裡出理論。我們幹成功了,在意識形態上反映出來就是理論。

  他說:「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們中國被帝國主義壓迫了一百多年。它們總是宣傳那一套:要服從洋人。封建主義又宣傳那一套:要服從孔夫子。對外國人來說,我們不行。對孔夫子來說,我們也不行。」「總之,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證明自古以來,大學問家、發明家,開頭都是年輕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壓迫的人,或者學問比較少的人。他說:「我們的同志不要被大學問家、權威、名人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勞動人民蘊藏著的創造性、積極性很豐富,過去就是上層建築——黨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夠,壓制住了,沒有爆發出來。現在開始看見勞動人民、六億人口的這種創造性。去冬今春才開始爆發出來。我們現在的辦法就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都爆發出來。」他說:我也不懂工業,可是我不相信工業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幾個搞工業的同志談過,開始不懂,學幾年也就懂了,沒有什麼了不起。把它看得那麼嚴重,這種心理狀態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趕上英國,趕上美國,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話,稍微多一點時間,比如二十年,那是盡夠的。但這個不發表,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不要變。「不要改變我們的口號,不要加上一個什麼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趕上美國。但是高級幹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應當知道這個方向。」

  毛澤東還講到,要學習列寧,敢於插旗子,敢於標新立異。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資產階級插的拔掉,換上無產階級的旗子。

  最後,把他的講話歸納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①(①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蔔的講話記錄.1958年5月8日。)

  五月十八日,毛澤東提議將關於安東機器廠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的報告印發大會。安東機器廠是一個小修理廠,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都很低。工人們土法上馬,失敗一次再試一次,終於研製成功三十馬力單缸輪胎式拖拉機。為印發這個報告,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題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五月二十日,毛澤東再一次就破除迷信問題發表講話,還講了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外行領導內行、插紅旗辨風向等問題。

  去掉官氣,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個問題,從南寧會議一路講下來,並寫進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在這次講話中,進一步發揮了這個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強調,同時嚴厲地批評使人厭惡的官氣。他說:「這個問題所以要特別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有些幹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願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如果大多數幹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那末這少數幹部就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靠做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掉官氣,要在幹部當中掃掉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們手裡,就要服從他們。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裡,也不能服從你。再說一遍,要是大多數幹部掃掉了官氣,剩下來的人就是有官氣,也容易掃掉了,因為他們孤立了。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

  毛澤東認為,外行領導內行是一個普遍的規律。他這樣說:是不是可以說,人人是內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萬門行業,有萬門科學技術,有萬種職業。一萬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兩行。懂這一種,對這一種就是內行,對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種來說,就是外行。

  毛澤東講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插紅旗、辨風向。他說:「凡是有人的地方總要插旗子,不是紅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無產階級的紅旗,就是資產階級的白旗。……現在還有一部分落後的合作社、機關、部門、車間、連隊、學校、企業,那裡邊插的還不是紅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們要在這些地方做工作,發動群眾,大鳴大放,貼大字報,把白旗拔掉,插上紅旗。任何一個地方都要插紅旗,讓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①(①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5月20日。)毛澤東這些話傳達下去,使得正在進行的整風運動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搞得又比較猛,把許多人當作「白旗」來拔,傷了不少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毛澤東還談到設置對立面的問題,這個思想在黨內,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也曾產生過消極影響。

  五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最後一次講話,主要講辨別風向問題。

  他說:

  「大風好辨別,小風就難辨別,領導幹部要特別注

  意這種小風。宋玉寫了一篇《風賦》,有階級鬥爭的意

  義。他說,風就是一種風,對貧民一種態度,對貴族又

  是一種態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蕷之末,侵淫豁穀,

  盛怒於土囊之口。』這裡寫了一個辯證法。風有小風、

  中風、大風。『起於青蕷之末』,他說風就是從那個淺水

  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

  地。『豁』就是河川;『穀』就是河谷。『豁穀』就是在

  那兩個高山中間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氣了。『土

  囊之口』,大概是三峽那個地方。從四川刮起一股風,

  通過三峽,叫『土囊之口』。有書為證,你們去翻那個

  《昭明文選》第四十五卷,我昨天還翻了一下。問題是

  這個風『起於青蕷之末』的時候最不容易辨別,我們這

  些人在一個時候也很難免。『起於青蕷之末』,大概是成

  都的那個地方。『侵淫豁穀』大概是隆昌、重慶那個地

  方。然後到三峽這麼一吹,就生了大氣。這次我從那裡

  過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個地方。他說的那個『豁穀』

  究竟在哪裡?可能就是那個三峽。」

  毛澤東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話,給人們留下了無窮的回味。他用《風賦》來啟示党的各級領導幹部,要學會從事物的細微的變化中看出它的發展趨勢,當一種事物還處在萌芽狀態的時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識別它。這是作為有政治敏感性、有預見的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一種品格。不過,這個問題也必須有分析。剛「起於青菝之末」的小風,可以發展成為「盛怒於土囊之口」的大風;但並不是任何一陣小風都能發展成為那樣的大風,即便是可能發展成大風的,當它還處在「青菝之末」的時候,在對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經「盛怒於土囊之口」時也必須有明顯區別。如果不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在認識上誇大了它,混淆了兩者,那就會作出錯誤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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