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17)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17)

　　第十節「亂子是壞事還是好事？」，改動不多。

　　第十一節「少數民族問題」，對西藏問題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節「關於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條理化和理論化，明確提出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作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在批評學習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態度之後，補充一段話，闡明了正確的態度是什麼：「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一種態度。」⑤

　　這次修改，時斷時續，累計大約用了八個半天。

　　五月八日上午，毛澤東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這次的修改主要有：

　　標題有兩處改動，第一節改為「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第四節改為「關於工商業者的改造」。

　　內容方面的改動，集中在第一、第八兩節。

　　在第一節，談到不能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地方，補充了一段重要的話：「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產的領導者發佈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瞭解的。這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為著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而發佈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許多時候就行不通。何況政府與人民之間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間已經發生矛盾，不去調查研究矛盾的情況，討論解決的方法，單靠行政命令，會有什麼效力呢？至於人們精神世界的問題，例如藝術、科學、哲學、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採用強制方法了。」這顯然是針對當時社會上已經出現的一些現象而補充的。

　　第八節，在談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以後，補寫了一大段：「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這並不是說新社會就沒有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產關係是能夠適應生產發展的性質，就是指這種能夠容許生產力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得到相當滿足的情況。我國解放才七年，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廣大群眾一面歡迎新制度，一面又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不多，需要有一個鞏固、習慣、重新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嚴格劃分敵我與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採取和平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以便團結全體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後來，毛澤東對這一段論述又作了補充，同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籠罩全篇的第一節，成為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總括性論述。其中關於「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繼續，也是毛澤東南下講話逐步強化的一個思想，即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中心任務應當轉到經濟建設。

　　其他幾節的修改，大致是這樣：

　　第五節，加重了對前幾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強調了對知識分子繼續進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節，講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方針時，增寫了一段話：「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後，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想辦法，社會是能夠想出很多很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這樣做。」

　　計劃生育問題，這次修改繼續保留著，改成這樣：「我國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約要增加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這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近來社會上談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如果這個辦法可行的話，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實行，只能逐步地推行，並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節，對鬧事問題作了比較周全的分析：「我們必須相信，我們的人民是很守紀律的，是很講道理的，他們決不無故鬧事。鬧事的只是極少數無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們。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家裡，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調整社會秩序，懲罰官僚主義。我們社會裡也有少數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對於這種人，我並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嚴格的懲治。懲治這種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是違反群眾意願的。」

　　五月八日晚十時，毛澤東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這次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和第十這四節。另外，改了兩個標題，第五節改為「關於知識分子」，第九節改為「關於群眾鬧事」。

　　第一節增加了兩段。

　　在談到民主與專政的關係以後，加了一段：「我們的專政，叫做人民民主專政。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過去的剝削者、壓迫者實行專政。所謂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

　　在論述了只有具體的民主和自由以後，補充了一段：「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有些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第七節又增加和改寫了一段：「為什麼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於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將一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我們的本錢。」

　　第八節在論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時，補充了兩段話。

　　一段是關於這個方針提出的過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不是突然提出來的，醞釀了好幾年。互相監督，早已是事實，已有七年了，不過從現在起應當做得更好些。長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記得在一九四九年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含有長期共存這個意思的話，以後也說過。到去年，階級鬥爭基本結束，這個口號就可以明確地提出來了。」

　　另一段是講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寫得很長，經過後來的修改，只保留了幾句話：「一個人或一個黨，耳邊如果沒有不同的聲音，那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主要監督我們的是勞動人民和我們自己，並不是民主黨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幾句話，在正式發表時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來還寫了這樣一句話：「共產黨力量很大，怕的是沒有人講閒話，不怕天下大亂。這個天下是亂不了的。」這反映了當時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一種判斷。後來，形勢發生變化，再次修改時，把這句話刪去了。

　　第十節，加寫了一段關於矛盾著的對立物互相轉化的問題：「總之，互相對立的兩方面，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其地位。在這裡，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鬥爭著的雙方都不會轉化。世界上最願意變化自己地位的是無產階級，其次是半無產階級，因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有也不多。現在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多數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暫時的，這個局面總有一天要起變化的。中國的窮國地位和在國際上無權的地位也會起變化，窮國將變為富國，無權將變為有權──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這裡，決定地需要的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一齊努力。」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澤東繼續修改《正處》，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這一稿改動不多。大一點的修改有兩處：第一，第四節的標題又改為「關於私營工商業者」。第二，去掉了第七節中的計劃生育問題。計劃生育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大事。毛澤東多次講到這個問題，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還是講要實行計劃生育。但這次修改時把它刪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話：「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

　　毛澤東把這個修改稿注明為「草稿第一稿」，決定在小範圍裡徵求意見，致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胡喬木、陸定一、田家英、胡繩、鄧力群、康生、李維漢等。在徵求意見稿上，批了一段話：「請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見，交陳伯達同志匯總修改。」

　　毛澤東集中精力修改《正處》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轉到了全黨整風運動上。

　　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已經進入高潮。各種意見在不同場合都提出來了，一些比較尖銳的批評還刊登在報紙上，配以醒目的標題，更增強了批評的氣氛和力度。這些批評意見，自然都是針對黨在工作中的各種問題的。這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對整風運動的指導力度。從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起，《人民日報》接連發表社論，《為什麼要整風？》（五月二日）、《同群眾共甘苦》（五月三日）、《為什麼要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來整風》（五月七日）等，對全黨整風和黨外人士提意見，給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受中央委託，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徵求對統戰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們的發言，是黨外各種意見的一個集中反映。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召開過六次，每次半天。為照顧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習慣，座談會都安排在下午。會上提出的意見，集中在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問題上。

　　五月八日，座談會的第一天。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鈞、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陳銘樞、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等先後發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羅隆基在章伯鈞發言後，作了簡短的補充。

　　章伯鈞在發言中，對國家機關的黨組領導制度提出責難。他說：「在非党人士擔任領導的地方，實際上是黨組決定一切，都要黨組負責。既然要黨組負責，就不能不要權，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職無權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提出了「黨黨相護」的問題。他說：「現在有一部分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作黨性。」⑥

　　第二天，上海《文匯報》分別以「行政領導和黨組職權應該劃分清楚」、「解決有職有權問題必須克服宗派主義」為題，刊登了他們的發言，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

　　五月九日，座談會進入第二天。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鬍子昂、致公黨主席陳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侖、農工民主黨副主席黃琪翔、民主建國會副秘書長譚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閔剛侯等發了言。鬍子昂提出了黨群關係「敬而不親，親而不密」的問題；譚志清和閔剛侯都對統戰部「統上不統下」提出批評；王昆侖認為統戰部「統上不統下」固然是事實，「上」是不是都統夠了，也是個問題。⑦他們的意見儘管尖銳，但比較中肯，與人為善。

　　五月十日，座談會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羅隆基、史良、常委楚圖南，民主促進會副主席王紹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掄，民革中央常委陳銘樞等，在會上發言。民革副主席張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書面發言。這些發言大多是建設性的。

　　邵力子批評了「以黨代政」的問題，但對黨組領導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門的領導，最好是通過黨組。一切重大問題，黨組決定後，交由黨員去運用，使能貫徹進行。如果直接由黨發號施令，就會差一些。」「改善黨政關係，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門真正負起責任來，這對党的領導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王紹鏊認為：「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牆，不是一方壘起來的。光共產黨整風，牆拆不乾淨。」他還說，這堵牆壘起來的原因，是因為從新社會來的人和舊社會來的人語言不同。不要把語言習慣都看作是思想問題，日積月累，遇到機會就搬出來整人。

　　張治中在書面發言裡，就党與黨外人士的關係提出四點建議：（一）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二）從制度上求得保證；（三）從生活和交往上培養感情；（四）從加強學習，加強宣傳教育和加強檢查工作上貫徹政策。⑧

　　五月十一日，是座談會的第四天。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委員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書長、民建中央委員千家駒，致公黨中央常務委員黃鼎臣，農工民主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楊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鍇，民主促進會中央常務委員馮賓符，民盟中央常務委員黃藥眠，在會上發了言。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純青作了書面發言。他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謀其政」和對黨員幹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對黨組領導和幹部選拔制度作一些改進。致公黨和臺盟還對統戰部提出批評，認為統戰部對這兩個黨派重視不夠。⑨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談會。在會上發言的有：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委員嚴信民，九三學社中央委員王之相，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委員李伯球，無黨派民主人士張奚若，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袁翰青。民主促進會中央常務委員吳研因作了書面發言。

　　當時，社會上的各種批評意見急劇升溫，言辭越來越激烈，一些意見越來越偏激。一些人批評的是「黨委（黨組）負責制」，談的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實際上是要民主黨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報紙對一些偏激的意見又作了擴大性的報道。

　　社會上的這種氣氛，也影響到了這次座談會。

　　有的人提出：「現在民主黨派同共產黨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離事實上的真正的平等還遙遠得很，因為事實上平等的條件還不存在，還沒有物質基礎。平等的權利是宣佈了，民主黨派卻沒有資格去享受這項權利。」

　　有的人說：「能做主角的，就讓他做主角，否則就讓他跑龍套或者乾脆不要他在臺上。」「用不著再把那些小腳放在臺上跳加官」。⑩

　　提意見的人，並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麼惡意，但是從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當時出現的那種社會氣氛。

　　⑤以上均根據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一次修改手稿，1957年4月24日至5月7日。
　　⑥1957年5月9日《人民日報》。
　　⑦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報》。
　　⑧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報》。
　　⑨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報》。
　　⑩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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