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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6)


  毛澤東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則,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後,同世界各國進行建交談判所遵循的指導原則。這些,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國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的關係問題舉行談判的第一天,周恩來會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代表中國政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新中國成立後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係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⑧

  這次談判,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結束,在雙方簽訂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寫進了這五項原則。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應邀訪問了印度和緬甸,在先後發表的中印總理和中緬總理的聯合聲明中,都鄭重地寫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中印聯合聲明裡還確認:「如果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各國之間,而且適用於一般國際關係之中,它們將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堅固基礎」。⑨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確定的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總的方針指導下,總結新中國實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經驗的產物,是對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提出的建交原則的發展。周恩來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概括、提出和推廣,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與中國毗鄰的多數亞洲國家,先後擺脫殖民統治,贏得了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維護國家主權,實現世界和平,是這些國家的共同要求。中國和這些國家在近代經歷過類似的遭遇,在這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和願望。這是中國爭取同這些國家建立睦鄰友好關係的深厚基礎。彼此間也存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最主要的是邊界領土、華僑雙重國籍等問題。這些問題,既有在以往長期歷史中形成的,也有近代以來外國殖民統治留下來的。同時,有些國家由於受帝國主義宣傳和西方輿論的影響,對社會主義存有誤解,對新中國心懷疑慮和畏懼。能否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通過友好協商,合理地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成為同這些國家建立睦鄰友好關係的關鍵。

  毛澤東全面地分析了形勢,決心高舉維護和平、睦鄰友好這兩面旗幟,首先爭取同印度、緬甸這兩個有影響的亞洲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以此帶動同整個周邊國家建立友好關係。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這是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第一次來華訪問,而且是一個亞洲大國。毛澤東極為重視,同他舉行了三次會談。中方參加會談的有: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陳雲和駐印大使袁仲賢。

  十月十九日,第一次會談。談什麼?毛澤東經過考慮後,確定以東方國家的共同點作為會談的主題。一開場,毛澤東就說:

  「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歷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們的國家受欺侮的時間更長,有三百多年。現在日本人也處在受壓迫的境地。因此,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儘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此外,尼赫魯總理知道,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工業國,而是一個農業國。我國的工業水平比印度還低。我們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後才能取得一些成績。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是看不起我們的。我們兩國的處境差不多,這也是東方國家的共同處境。」

  對毛澤東的話,尼赫魯立即作出積極的回應。他說:「你說得一點也不錯。過去二百多年來,我們兩國和亞洲其他國家都遭受外來殖民主義國家的壓迫和統治。這是我們兩國共同的經歷,也是其他亞洲國家的共同經歷。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這不僅是有過去的聯繫,而且由於近代都受到殖民主義的統治」。「自古以來我們就有許多共同的地方,現在的問題也是共同的。主席說得對,我們兩國工業落後,這是共同的。我們都想儘快發展我們的各自的國家。」

  毛澤東又說:我們兩國「著重的不是思想和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們的共同點」。

  尼赫魯緊接著說:「是的,我們著重的是共同點。」「在印度,五項原則被認為不僅適用於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也適用於其他各國之間的關係。」

  毛澤東說:「應當把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係中去。」「問題是有些大國不願受約束,不願像我們兩國那樣,根據五項原則訂立協定。」⑩

  ⑧周恩來會見印度政府談判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53年12月31日。
  ⑨《中印兩國總理聯合聲明》,1954年6月28日。見1954年6月29日《人民日報》。
  ⑩毛澤東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第一次會談記錄,1954年10月19日。毛澤東的談話內容,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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