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5)

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5)

　　建國前夕，毛澤東曾經提出了「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目的是要肅清帝國主義的在華特權，同時也考慮到英、法等西方大國短期內不會改變追隨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因此，將同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暫時擱置一旁。採取這樣的方針，是由當時的環境所決定的。而在朝鮮戰爭結束以後，隨著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英、法等國同美國的矛盾日益明顯，以及它們對中國態度發生的一些變化，特別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充分表現出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及時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調整，提出：「現在，門要關死已經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種有利的局勢，需要我們走出去。」對於英、法這類國家，要改善關係，爭取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對於一切希望和平而對中國還有某些疑慮的國家，也要主動地去做工作。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針變化。這是適應新形勢（國際的和國內的）而採取的新方針。中國的外交工作將要出現一個新局面。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全國政協常委會上的這兩次講話，表明他對中國的國際戰略以及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不僅有了基本原則和大政方針，而且有了具體可行的措施和步驟。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的成功外交實踐。這些實踐，使毛澤東在朝鮮戰爭結束後對國際局勢和國際矛盾所作的判斷和分析，得到進一步驗證和補充。

　　七月九日，周恩來一行帶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確定的方針，飛離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內瓦。由於休會期間作了充分的磋商準備，越南、中國、蘇聯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最後方案，為達成在印度支那實現和平的協議鋪平了道路。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撾、柬埔寨的交戰雙方分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法國政府發表了關於從印度支那三國撤軍的聲明，以及尊重三國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聲明。在這一天的會議上，通過了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歷時近三個月的日內瓦會議，落下了帷幕。

　　在與會國中，只有美國對日內瓦會議的結果表示不滿，但只能處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國拒絕在會議的最後宣言上簽字，充分反映出它已何等孤立。它在特別聲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去干擾它們」，但又聲稱：美國「對於任何違反上述協定重新進行侵略的行為將極為關切，並認為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④這是美國為它日後擴大對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筆。

　　恢復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國的積極參與下，日內瓦會議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時，在參加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同英、法等西方國家政界要人進行了較多的接觸，在謀求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平共處關係上也取得進展。六月十七日，中英雙方同時發表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協議，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辦駐在倫敦，其地位與任務與英國駐北京代辦的地位和任務相同。」實現了中英兩國互換代辦而建立的半外交關係，使英國在同中國的關係方面走在西方大國的前列。

　　英國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之一。出於對香港問題等實際利益的考慮，英國一直謀求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並從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駐負責建交談判的代辦。但由於英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始終採取矛盾曖昧的態度，並追隨美國參加侵朝戰爭和對華禁運，兩國關係一直沒有取得多少進展。日內瓦會議期間，英國外交大臣艾登主動表示，希望中國也派代辦來倫敦。雖然英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沒有改變，但是考慮到英國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合作立場，並從最大限度地團結願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國陣營的方針出發，周恩來當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見。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國工党領袖、前首相艾德禮率英國工黨代表團訪華。這時，距中英兩國發表公報不過兩個多月。

　　英國工党，創建於一九00年，是第二國際的成員之一，自稱要尋求一種不同于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工党領袖艾德禮出任英國首相。這是工黨第三次執政。對內它採取高福利的社會政策，並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門推行國有化。在對外政策上則仍奉行追隨美國的方針。

　　艾德禮這次訪華時，已不再擔任英國首相，但還是工党領袖，中國政府給予很高的禮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他，同他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談話。英方參加會見的有：工党領導人比萬、薩末斯基爾、菲利普斯等。中方參加會見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李濟深、章伯鈞、黃炎培、張奚若等。

　　會談的話題從中英關係開始。毛澤東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中英關係已經根本改變。雖然並不是說我們之間沒有爭論，沒有不同意見，也不是說我們兩國的制度沒有不同之處。」「在我們和你們之間，基本的爭論是不多了。是不是？這是基本問題。我們和法國的關係同樣是這樣。」

　　談話中，雙方對社會主義等問題發生了爭論，彼此談得都很坦率。工党領導人著力宣傳他們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心平氣和，語調平緩，擺事實，講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毫不含糊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當客人問道：「你們能不能與這樣的社會主義（指工黨的社會主義。——引者注）和平共處和合作？」毛澤東明確地回答：「我認為可以和平共處。」並對和平共處作了進一步的引申，說：「這裡發生一個問題，難道只能和這種社會主義共處，不可以和別的事物共處嗎？和非社會主義的事物，像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王國等共處嗎？我認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個條件，就是雙方願意共處。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認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又說：「我們走的是兩條路。讓我們做朋友吧，不僅在經濟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內瓦會議上，中、蘇、英、法四國，還有越南民主共和國，就能合作，因為我們有共同要求。」毛澤東還向客人表示希望他們也採取和平共處的政策。

　　客人又問：「你看國際形勢可能怎樣發展？」

　　毛澤東說：「我看現在的國際形勢是好的，日內瓦會議以後有了一些改變。有些人批評說，你們到中國來會上當，主要是美國這樣說。我看你們以不聽他們的話為好。歷史是以若干年為單位來計算的，不能以一時的議論為准，不能聽那麼多。」

　　接著，毛澤東著重談了共同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問題。他說：「中國是一個正在開始改變面貌的落後國家，經濟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國家落後。但是現在正在開始改變面貌，已經取得了改變的可能性。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經常打仗不好辦事，養許多兵是會妨礙經濟建設的。如果諸位同意的話，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想，這也是英國、法國所需要的。我們的國家現在還很窮，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說：「有兩個基本條件使我們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願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設，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這總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對不對？」

　　毛澤東對美國的亞洲政策及對華政策提出了批評，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國。他希望英國工党的朋友們勸勸美國人：「一、把第七艦隊拿走，不要管臺灣的事，因為臺灣是中國的地方；二、不要搞東南亞條約，這也是違反歷史的，要搞就搞集體和平公約；三、不要武裝日本，武裝日本的目的是反對中國和蘇聯，最後會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國，這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裝西德，武裝結果不是好事，也會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希望美國也採取和平共處的政策。美國這樣的大國如果不要和平，我們就不得安寧，大家也不得安寧。」⑤

　　這是毛澤東建國以來第一次向西方大國的政界要人發表長篇談話，第一次向西方大國的政界要人詳細闡明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闡明中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基本立場。這以後，中英兩國的貿易關係得到恢復和加強。中國在走出國門、爭取同西方國家和平共處方面，又跨進了一步。兩個月後，毛澤東對這次會談評論道：「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談是很好的，意見雖然不同，但是談開了是有好處的。我們熱誠地招待了他們，他們想看的都給他們看了。」⑥

　　中法關係在這一時期沒有大的改善。但是通過日內瓦會議期間兩國外長的直接接觸，法國政府對中國的對外政策有些瞭解，開始試探同中國建立某種關係。以後又表示，願意先發展經貿關係，為逐步建立外交關係鋪平道路。對這些友好的舉動，中國政府都給以積極的回應。

　　在西方大國中，美國對華態度的變化最富有戲劇性。美國先是阻撓召開有中國參加的日內瓦會議。日內瓦會議開始後，又在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上擺出強硬的姿態。但在會上，美國代表團通過英國代表團成員杜維廉，向中國代表團成員宦鄉轉達口信，表示願意就美國在華被扣人員和中國在美留學人員的回國問題進行接觸。這是他們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國接觸。

　　周恩來敏銳地意識到這件事的意義，在請示中央同意後，立刻作出積極的回應。從六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代表王炳南和美國代表約翰遜進行了五次接觸。從九月二日起又繼續在日內瓦舉行領事級會談。這些會談和接觸，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它結束了中美兩國長期隔絕的狀態，開始建立起保持接觸的官方渠道。僅此一點，它的深遠意義和影響就超過會談本身。

　　日內瓦會議期間，中美關係能夠出現這樣一個突破性的進展，又一次證明，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是大勢所趨。這件事也證明了毛澤東所說：西方國家不是「鐵板一塊」，就是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沒有文章可做。

　　日內瓦會議前後，中國政府在同西方國家逐步改善關係的同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亞洲鄰國的關係上，爭取在新型平等關係的基礎上實現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這種新型的平等關係，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有一個過程。新中國成立前後，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央人民政府十月一日公告等文獻裡，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些原則，也寫入《共同綱領》，作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這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問題的指示稿時加寫了一段話：「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⑦

　　④《顧維鈞回憶錄》第11分冊，中華書局1990年8月版，第116頁。
　　⑤毛澤東等同艾德禮率領的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54年8月24日。
　　⑥毛澤東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第二次談話記錄，1954年10月23日。
　　⑦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問題的指示稿時加寫的話，手稿，194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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