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開闢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8)

開闢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8)

　　先是鄧子恢彙報，介紹全國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情況。毛澤東聽完彙報後，嚴厲批評鄧子恢，說鄧子恢自以為瞭解農民，又很固執。鄧子恢作了檢討，還說，主席啊，我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毛澤東說，你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話說得挖苦一些，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們今後注意。

　　談話結束了，人們起身要走，毛澤東說，不，留你們吃飯。據當時參加談話的劉建勳回來說，他很緊張，因為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飯。①（①檔案。訪問王謙(當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秘書長)談話記錄，1997年8月27日。訪問李友九(當時任農村工作部二處處長)談話記錄，1997年8月24日。）

　　那次談話給一些當事人留下這樣一種印象：毛澤東與鄧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經過去。但是，鄧子恢對於一九五六年發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終放心不下，經過反復考慮，於七月十五日又向劉少奇反映，說一百三十萬不行，還是一百萬為好。劉少奇說：「鄧老，你們是專家，這個意見我們考慮。」②（②檔案。訪問王謙談話記錄，1997年8月27日。）鄧子恢的意見又反映到毛澤東那裡。

　　鄧子恢為什麼堅持一九五六年合作社只能發展到一百萬個而不能發展到一百三十萬個呢？主要有三條理由：(一)整個合作化運動應與工業化的進度相適應；(二)現有的六十五萬個社存在的問題很多，鞏固任務很繁重，要打好基礎；(三)地區不平衡，幹部領導水平、群眾覺悟水平不同，應逐步推廣。③（③中共國家農委黨組《關於為鄧子恢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1980年12月8日。）他還認為：我們党的幹部有這種特點，就是有任務都要超額完成。如果訂計劃超過一百萬個社，下面執行起來就會更多，結果會造成更多的合作社減產。

　　當時誰也沒有料到，鄧子恢的這一堅持，引發了毛澤東對「小腳女人」的批判，對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毛澤東對鄧小平說：「鄧子恢的思想很頑固，要用大炮轟。」並且提出要召開全國地委書記會議。鄧小平把事情緩和了一下，說是不是先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接受了鄧小平的建議。

　　毛澤東對即將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極為重視，後來把它稱作中國農業合作化事業乃至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決勝負的一次會議。為召開這次會議，他做了精心準備。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致信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調閱四、五月間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鄧子恢的總結報告。

　　為了摸清農村的情況，毛澤東派他身邊的幾名警衛戰士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作調查，有河南的，廣東的，廣西的，湖南的。七月十九日，毛澤東看了他們的報告，而且對每個報告都寫了一些話。關於河南蘭考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由於連年水災，該村缺糧戶達百分之五十。今春沒有東西吃，只好吃樹葉。原因主要是發放的購糧證太少，定產過高，實際產量達不到，農民不滿。毛澤東在報告上寫了批語：「此鄉缺糧，農民不滿，值得注意。」關於河南延津縣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該村農民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壞。實際上沒有吃的是少數。開始建社時，由於速度快，又沒有採取自願互利原則，使部分人思想不通，準備退社。社裡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員不斷吵架，生產情緒不高。毛澤東寫的批語是：「此鄉糧食有些問題，不大。合作社問題較大。」關於河南新蔡縣一個鄉的調查，反映該鄉連年受災，糧食收成不好，缺糧戶增多，私商從中牟利，糧價上漲。毛澤東寫道：「據說，這個鄉有些問題。鄉主席鄒明發(較富裕的中農)有三百二十斤餘糧，只出賣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購進二十斤，人民有意見。」以上三個報告(連批語)，毛澤東都送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閱後退他。關於廣東南雄縣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這個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來，戰勝了自然災害，完成了增產任務，產量比單幹戶和互助組增加百分之三十。許多去年有顧慮的農民今年紛紛要求入社，最後全村除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和一家單幹外，全都入了社。農民踴躍賣糧，但也有極少數不願賣。一戶中農和一戶貧農拒賣餘糧，被工作幹部扣留起來，造成不好的影響。毛澤東批示：「扣留了兩戶不願賣糧的。合作社很好。」關於廣西防城縣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該村糧食問題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這些叫苦的絕大多數是單幹的中農。據瞭解，十戶叫苦的中農中沒有一戶是真正的苦。報告又說，與防城相鄰的欽縣，遭受大旱災，糧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澤東批道：「中農叫苦是假的。欽縣大旱災。」毛澤東還表揚了一個關於湖南寧鄉縣的調查報告，說：「此份報告寫得不錯。有分析，有例證。」①（①檔案。訪問王謙(當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秘書長)談話記錄，1997年8月27日。訪問李友九(當時任農村工作部二處處長)談話記錄，1997年8月24日。）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澤東又連續三天，分三批聽取身邊警衛戰士回鄉探親的調查彙報，同他們座談。每一次彙報都在三個小時以上。毛澤東說：「我想的這個辦法實在好，通過你們和廣大農民聯繫起來了，建立了關係。你們見到農村，我看到你們，就間接見到了農民，就離這麼遠(伸著三個指頭)。」毛澤東一面看戰士們寫的調查報告，一面詢問情況，並同他們一起討論。彙報內容集中在三個問題上：糧食問題，合作社問題，基層幹部作風問題。他問一名戰士：你家參加合作社沒有？參加了合作社以後有沒有時間回家幹活？你家是不是比過去好一點？他說：「要分清中農多少，貧農多少，下次要調查他們的態度。」還說：「新中農思想起了變化，不願參加合作社，老中農願參加合作社。」彙報會開得生動活潑，戰士們無拘無束地把自己想講的話都講出來了，毛澤東從他們那裡獲得一些關於農村合作化情況的第一手材料。①（①韓慶餘1955年7月整理的毛澤東聽取警衛戰士彙報的情況和談話記錄。韓慶餘，當時擔任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一中隊隊長。）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向有的省委書記進一步瞭解農業合作化情況。七月二十六日，他單獨找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彙報山西農業合作化的情況。陶魯笳說：初級社的發展是漸進的，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的。這三年的試辦，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推進的。這為一九五四年的飛躍發展創造了條件。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毛澤東問：你們的初級社在面上鋪開了，有沒有減產、死牛的情況？陶說：一九五四年全省減產百分之四點八，而初級社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平順、武鄉等二十個縣糧食比上年增產百分之三點八。全省的大牲畜，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年遞增率為百分之十。毛澤東聽了很高興。他分析了蘇聯集體化減產、死牛，農業生產到現在還沒有達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訓。陶魯笳告辭時，毛澤東一再叮囑他，要接受蘇聯集體化的教訓，一定要增產，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們的合作社比蘇聯的集體農莊搞得更好。②（②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54—156頁。）

　　山西是老區，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澤東後來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所說的「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在他的心目中，山西可能就是屬這樣的地方。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向毛澤東報送一份農業合作化運動最近情況簡報，其中提到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是一百零三萬餘個，而不是毛澤東要求的一百三十萬個。二十九日，毛澤東將這份簡報印發省、市委書記會議。

　　毛澤東在這份簡報的正面和背面寫了許多文字(他囑咐這些文字不要印)，記錄了他此時此刻對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許多思考。

　　關於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問題，他寫道：「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不是批評『超過了客觀可能性』的問題，而是批評不進的問題，而是批評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客觀可能性』的問題，即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廣大農民群眾由於土地不足、生活貧苦或者生活還不富裕，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而我們有些人卻不認識和不去利用這種客觀存在的可能性。」

　　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農民的兩面性——集體經營與個體經營兩種思想的矛盾，哪一面佔優勢？」這個問題實際上從一九五一年起草第一個農業互助合作決議時就提出來了。他的回答和判斷是：「隨著宣傳和合作社示範，集體經營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佔優勢，然後在第二部分人中佔優勢，然後在第三部分人中佔優勢，然後在大部分人中佔優勢，最後在全體人民中佔優勢，我們應當逐步地(經過十五年)造成這種優勢。」

　　毛澤東又帶著批評的口氣寫道：「要有堅定的方向，不要動搖。要別人不動搖，就要自己首先不動搖。要看到問題的本質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導或主流方面，這樣才能不動搖。事物的非本質方面，次要方面必須不忽略，必須去解決存在著的一切問題，但不應將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寫了這樣一段話：「增加生產：必須完成，並爭取超額完成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增產指標，決不能減產。是否能做到？我們黨是否在這個問題上要犯一次大錯誤？蘇聯所犯過的錯誤我們是否能避免？」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最近情況簡報上寫的文字，手稿，1955年7月29日。）在此之前，七月二十六日他同陶魯笳談話時，就談到這個問題。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即將作出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決策時，考慮到各種可能性，從正面想問題，也從反面想問題，他特別牽掛的是增產還是減產的問題。這反映了他的某種擔心，他要力求避免蘇聯農業集體化時農業大減產和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的錯誤。

　　七月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副書記林乎加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一個電話彙報，彙報中說：「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但在收縮過程中有缺點，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縮的也收縮了，很多地方當成了運動。主要搞收縮，有些收縮得很草率，善後工作沒有很好處理，部分農民吃了虧，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這些缺點在中央五月會議以後就糾正了。」①（①《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頁）柯慶施來京開會時，把這份電話記錄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印發到會人員。他在記錄中「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這句話後面，寫了一個批註：「這種估計不對。」②（②《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頁）

　　毛澤東已下決心要批判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錯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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